梳声音

昨天呆在家里收拾，将客厅重新摆阵。四个书架从这面墙移到对面那面。将书们重新排列一遍。香港作家一行，村上一行，台湾两三行，新马半格。图画书一行。旅游性质的放在一起，诗和音乐或许可以共用一行。刘若英要不要放在陈升隔壁？陈升要不要放在伍佰隔壁？自己玩着这样的游戏。一个晚上都还没排好，擦擦汗开始‘怕书’了。于是跟自己说--不要买书了。

想起刚来新加坡时，小小手拉型行李箱便是我所有的家当。一本书、七件衣服、一双鞋子和一本涂鸦本子。那时生活简单。在吉隆坡可能有的活动几乎都剥去了。只剩下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当。（譬如‘半夜有人驾车到家后巷，息了车头灯，然后朝屋内喊：要去喝茶吗？’这样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新加坡的了。除非车的设计终于有所突破，可以凌空驾驶）。

渐渐习惯这里没有的Mamak档饮茶文化，没有朋友有车。每一个周末要怎么过，是需要一点点想象能力的（如果刚好不是一个爱逛乌节路购物治疗内心创伤的人）。每个周末把一个星期要穿的衣服挂好，一个星期七天竟然可以简单到只有七件衣服加一双鞋。日子从来都没那么精简（喔文字也从未如此精简呢）。那时只有一本书，村上的《地下铁事件》。来到新加坡，开始依靠地铁生活，在地铁中慢慢地读着这本厚厚的书，完全是在折磨自己吧。每次看见人家拿着雨伞进车厢或地上有一滩不明液体，便开始想像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在这种封闭的地下空间里，实在不太适合读这本书吧，我想。

（村上的书，至今唯独这本没有看完。或许待以后不用依靠地铁生活的日子，才能再将看不完的部分看完吧。）

书排到难以归类的部分就开始分了神。抽出书架里的《作家的城市地图》，读了前面几页。看别人讲述着别人的台北。想起自己本该北上回家，顺便去一个朋友的烤肉大会。当时还问了朋友。你那里有地铁吗？有的话我便能到。说着自己也笑了：那里哪里有地铁，有的是火车。

习惯了一座城市的运作方式，以至于回到自己本来的城市，竟然完全没办法。算了一算，在新加坡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日子。其余的分别是吉隆坡和哥打丁宜。对吉隆坡的记忆，想起来范围小得很。可能也只是围绕着我的小学、中学和学院五公里以内的范围。吉隆坡的‘外来者’大概都比我对吉隆坡更为熟悉。

人在新加坡，最容易因为差异而让我想起吉隆坡的，应该是路名。

从来就不是一个记得路名的人，也不会特别留意。但是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日子，开始怀念那些较具有想象力的路名。我家花园（Taman/住宅区）全以植物为名，譬如Jalan Durian （榴莲路）, Jalan Lobak（萝卜路）, Jalan Badam (杏仁路) , Jalan Halia ( 姜路)。。。也许因为小学马来文老师曾经给我们一个作业：找出路名，并说出路名的意思的游戏。当时不以为然，但是今天要是遇见马来文路名，自动就会想起，如果它是中文，它的名字会是XX。似乎以前就公布游戏规则的游戏，等到今天才开始玩。

在新加坡的住址大多为号码的组合，尤其是组屋区的，较难以让人有所想象（也许是需要更深层次的想象也不一定）。譬如Street 61, Avenue 2, Block 865, #10-124。有一次身份证遗失而去报警，结果答不出住址--数目字需要比较高段数的想象能力吧。父亲曾经教我记号码。譬如，如果是6318045的话，可以这么记：一九六十三年的时候，身高一八零的人刚好四十五岁。但这我却学不好。所以逢遇到号码的路名，多半记不起来。

工作的地方附近因为属于较具历史性的地方还保有马来名字让我自行胡乱翻译。譬如，Tanjong Pagar（篱笆之岬？）。Telok Ayer（水湾？）。Pasir Panjang（长沙？）。走过这些地方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是：路过夜市的Ramly Burger招牌会停下来。跟夜市的马来朋友买炸香蕉会故意用马来文（虽然人家都懂英文）。在地铁里如果隔壁坐的是全穿紫色系的马来人一家大小，会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些很细微的小事里面，竟然还有那么一点无聊的坚持。想起自己在马来西亚也不知多少次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为什么马来文是‘国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马来文。为什么马来文要考得好？中学时期写作文，我甚至曾坚持不用‘国文’一词，选择使用‘马来文’以示不服。

收拾到一半，我把别人的台北放回原位，剩下一堆不知如何归位的书本在地上散乱着。躺在地上想着这些不重要却又似乎会日益重要的事。想着这些可能日益重要的事，会不会有一天，一点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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