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声音

這是寫給村上春樹的，雖然他不可能讀我的文字。在《村上收音機二》的第一百八十一頁，村上大叔說：你的二十幾歲是甚麼樣的？或曾經是甚麼樣的？老實說，對我來說，是相當認真想知道的問題。

我是個過份認真的人，只要有人問我你好嗎，我都會認真地回一封長信（今天只能回一千字），或認真地回想自己過得算好還是不好，如果好，哪裡好？哪裡不夠好？仔細說自己最近的轉折，即使轉折那麼微小。一直以來都認為這是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常常認真想，想好多天，寫很多字。後來有人告訴我，人們問你這個問題，很多時候並不是真的要聽認真的回答啊，有時只是形式上需要這麼問而已啊。一般人喔，都會說：我很好，你呢？這樣就夠了，後面的可以省略，不要太認真。

二十幾歲被告知這件事。幸運或不幸地，也相信了這件事，不再如此認真，也明白了認真會造成他人的負擔。但偶爾還是願意相信別人是認真的，例如相信你是真的想知道你的讀者之一的我，二十幾歲時過的是怎麼樣的日子。

二十幾歲的我，念著設計與廣告課程，是個不太在乎自己外在形象的人。也就是說，雖然是個女人，但也曾被誤認為是男人。穿著寬鬆的衣服來上課，穿天天一樣的牛仔褲。環繞在很香的女人堆裡，也和長頭髮、手很巧的男人混在一起（只是吃飯哦）。那時在心裡認為人只有人，沒有男人和女人。現在幸運或不幸地，必要時會那麼想了：嘿，這是男人。喔，那是女人。幸運地或不幸地，因為那時不在意，所以和身邊的人混在一起從來不覺得不便，也沒有想過會有不便，所以還算有過不錯的好朋友。深夜在男生宿舍混日子，在男生房間割紙、做報告、學電腦、印顏色漂亮的作業、談天（你也知道大概就是談理想，或人們喜歡的人之類）。

二十歲的日記裡偶爾會寫這樣的字句：我要成為具有批判性的人。真的，筆記上那麼寫過。但那到底代表甚麼，以前應該不知道，現在更不知道。很多個下午只是不斷地寫字，即使當日該交的功課是人物素描鉛筆畫。上水彩課時把蔬果畫得和眼前擺的不一樣，近視。習慣了看不清楚蔬果、巴士、人、數目字、路牌等等，那時也不覺得是問題（其實現在也覺得還好）。去快餐店要看桌上的餐牌，不能依賴收銀員頭上的看板。由二十歲起至今，習慣了模糊的外在世界，慢慢地依賴外在環境能抓到的聲音，和相較之下較為清晰的內在細節。

二十幾歲當然也開始工作，離開了馬來西亞和家。帶了一個行李箱，裝了一個星期剛好足夠的上班服，努力轉型成大人。穿百搭的灰色鉛筆裙白色有領的上衣上班。上班真不容易，怎麼可以坐在電腦前八個小時呢？以後便習慣了。後來有個同事每天下班和我一起搭地鐵，說順路，其實完全不順。我們沒話可聊。他很安靜。而我從來不知如何面對這樣的陪伴和窘境。男孩長得像年輕伍佰。伍佰男有一天在我桌上放了一朵白玫瑰和一筒海報。筒子裡面捲著當年尚未扁平的蘋果電腦，糖果般的巨型海報。字條上笨拙的字跡寫著：無法買下你喜歡的電腦，至少給你找到這些。

我的二十幾變了。大概。從桌上有朵白玫瑰那時開始的。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文：抽屜‧20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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