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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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進入後國家時代
希望進入後民族時代
希望地球不要那麼快報廢

希望台灣中等教育二次改革（可能等我當教育部長吧）
希望台灣人獨立（不是台灣獨立）、講英文有信心、有理、有禮⋯⋯
希望地球不要那麼快報廢

希望民聯取代國陣，下下屆國陣取代民聯
希望大馬人都是人，不是馬來人、華人、印度人
希望地球不要那麼快報廢

希望陳平可以回家
希望美國牛肉不要來台
希望地球不要那麼快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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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馬共、泰國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今年剛好是二十週年紀念。下週一（11月30日）各方將在合艾蠡園酒店慶祝20週年紀念。另一方面，大馬政府拒絕讓馬共總書記陳平返鄉，已引起國際關注，國際民主律師公會在網上發起連署運動，支持陳平回家。

這幾天的報章都在報導陳平的近況，或刊出訪問，陳平與「合艾和平協議」成為了熱門的後冷戰話題 。

在台灣，彰化師範大學中文系在十一月廿八至廿九日主辦了一場「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研討會。會中有一場黃錦樹主持／講評的 【馬華文學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敘事】，共有涉及「馬共書寫」的論文三篇：

1.【馬華文學與歷史記憶的論述模式】
張錦忠（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

2.【馬來西亞華校與馬華左翼文運：以加影華僑學校為案例】
莊華興（博特拉大學外文系）

3.【如何書寫馬共？──文學與歷史的糾纏關係】
潘婉明（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

兩個會議在此時舉辦，也算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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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原刊《蕉風》半年刊第501期(2009年10月)

許多許多年以前，看過谷中鳴的《埋葬了的罪惡》，寫華巫戀，不知是沒寫完還是我沒看完，結局如何早已忘記。只記得小說以榮獲香港長城電影公司「馬化電影故事」徵文比賽首獎為號召。那個年代國泰與邵氏都曾到新加坡出外景（例如《獨立橋之戀》與《獅子城》），拍馬來亞化影片。馬華文學也不落人後，一九五五年《蕉風》創刊時，馬來亞化也是編輯方向，當時主編方天更自己身體力行，小說中即出現馬來人。

馬華文學當然不乏以馬來人為角色的作品，例如商晚筠的小說〈小舅與馬來女人的故事〉與〈夏麗赫〉。晚近的賀淑芳（〈別再提起〉）與黃錦樹（〈我的朋友鴨都拉〉）更進一步觸及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差異問題性──伊斯蘭。但是基本上， 所謂「馬來西亞文學」，其實都是族裔文學（甚至不是族裔文學 [ethnic literature]，而是「種族化文學」[racialized literature]）：馬華文學寫華人、馬來文學寫馬來人、淡米爾文學寫印度人，剩下的問題是，馬英文學寫什麼人？（倒過來問也可以：什麼人寫馬英文學？）「寫」，換個文學／文化術語的說法，即是「再現」。再現，涉及這些文本裡頭這些族裔的形象，以及書寫者藉以再現的模子。

生活在西馬的人，除非是住在馬來甘榜或華人新村，或者深山野嶺，周遭幾乎無處沒有異族同胞，很難想像「一個（只有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或「一個（沒有華人的）馬來西亞」或「一個（減掉印度人印度廟印度電影roti canai的）馬來西亞」，會是什麼樣子的社會。即使是在馬來甘榜或華人新村，也會有印度人騎機車沿街叫賣雪糕或麵包。生活在東馬的人，當然也是這樣，只不過異族的族裔性不同罷了。

換句話說，電影也好，小說也好，馬來西亞敘事文本所經營的馬來西亞社會，如果只出現單一族裔，那顯然不寫實不反映現實。

換句話說，我們是不是應該修正一下「國家文學」的定義：只出現單一族裔的文學，其實就是「族裔文學」；真正的「國家」文學，必須是跨族的、多族的，因為這才是truly Malaysian。（這個說法的邏輯漏洞是，這個邏輯下的「國家文學」，就只能是小說，因為詩及抒情散文多不見得要敘事。我的潛文本其實是：「國家文學」本來就是不合邏輯的建構，吾輩毋須當真。）

但是長久以來，大體上，馬華文學只再現華人、馬來文學只再現馬來人、淡米爾文學只再現印度人，本地電影或電視劇只再現單一族裔，好像大家也習以為常了。

直到雅絲敏── Yasmin Ahmad── 出現。

表面上，《單眼皮》(Sepet) 就是一個華巫戀的故事。講到華巫戀，難免涉及宗教、語言與種族差異。但是雅絲敏從容處之，她並未戲劇化這些課題，卡在 Orked (阿蘭還是胡姬？)與阿龍之間的障礙，也不盡然是這些課題，而是生活的壓力，這才是這部電影令人感動不已的地方──雅絲敏視這些族裔差異性與眾聲喧譁如其所是，而非刻意營造雙方家庭百般阻撓兒女的異族戀來賺人眼淚。

《心慌慌》(Gubra)是又不是《單眼皮》的續集。它固然是一部女性電影──伊斯蘭女性電影，自有其值得探討的空間。但是對我而言，影片裡頭對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社會的推崇更令人動容：如果馬來西亞只有華人，那我肯定要移民他鄉，阿龍的哥哥阿倫如是說。影片裡 Orked 的出軌丈夫眼見太太與阿倫牽手離去，心裡頭想的還是如何圓謊及挽回 Orked 的心，對眼前華人男子相當的色盲（倒是 Orked 家司機對在醫院向Yam姐大獻慇懃的華人男性有點意見，但那也是妒意多餘種族偏見）。 我們當然都知道，馬來西亞華人的生存空間其實不是那麼大，種族化刻板印象在在皆是，這部影片彰顯的其實是雅絲敏的包容。

但是如果雅絲敏只以拍這些政治不正確的題材取勝，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她的第一部電影已奠定了她的關注基調──生活化與人間情。《眼茫茫》(Rabun) 細膩地呈現老夫老妻的感情。《單眼皮》與《心慌慌》之後，雅絲敏回頭去拍Orked首部曲《木心》(Mukhsin)（我們都知道有個華文詩人叫「木心」）。看《木心》時，我想起賈樟柯第一次看侯孝賢電影《風櫃來的人》的話：「看完那部片後整個人傻掉，因為我覺得親切，不知道為什麼像我拍老家的電影一樣，但它是講台灣青年的故事。」（把這句話裡的「台灣」換成「馬來」吧。）《木心》沒有華巫戀，只有純純的初戀。而Orked那可愛的家庭在這部影片裡更是純樸可親，尤其是父親，將女兒送去念華小的父親。賈樟柯後來明白了，「個人生命的印記、經驗，把它講出來就有力量。」

是的，《木心》是那麼的侯孝賢，那麼的《風櫃來的人》，也那麼的新電影，因為它講的就是個人生命的印記與經驗，超越族群的、個人生命的印記與經驗。於是在馬來西亞，我們有了雅絲敏，我們有了李添興、阿繆、陳翠梅、何宇恆、胡明進、有了大荒電影公司，有了馬來西亞獨立電影新浪潮。

但是，我還沒有機會看到Muallaf與Talentime，雅絲敏就已經不在人世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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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王安憶，因為喜歡她的作品，愛屋及烏，也留意她的話語，如寫陳映真的〈英特納雄耐爾〉，如她和張旭東談《啟蒙時代》，如她和張新穎的對話。

我在一九八○年代末讀阿城、王安憶、蘇童、莫言、賈平凹、李銳等後傷痕文學作家，二十多年過去了，除了阿城（很久沒讀他了；他也好像很久沒新作），我在讀的中國作家，也還是他們幾位（不過漸漸只剩下王安憶、賈平凹、李銳），大概是念舊吧，要不就是年紀大了，落伍了，不太想讀新的東西了。但是看到王安憶的南洋論述，還是覺得很「新奇」。

我說的王安憶的「南洋論述」，指的是她和張新穎對話中提到南洋華人與南洋華文文學的話語。有趣的是，王安憶談馬華文學，是伴隨著張新穎所提 「台灣文學裡面有幾個馬來西亞人，像黃錦樹等。那麼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怎麼樣？」這樣一個奇怪的問題而出現的。這個提問究竟是要問王安憶對在台馬華文學的看法，還要她談在馬的「華馬文學」呢？「那麼」，到底是什麼意思？是由於這幾個在台的馬來西亞人如何如何，所以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就怎樣嗎？這是什麼邏輯？

還好王安憶聽得懂張新穎的話。

但是我並沒看懂王安憶的話，而且感到很大的震訝，還以為讀到的是早幾年巫統大會上的言論（例如說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領土」(Tanah Melayu)，華人是寄居斯土的外來者），只差沒附凱里們舞克利斯的照片。王安憶只提了一句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學不太抱希望的話（這是一句我們都同意的話），然後就談華人的認同與不認同；當然馬華作家也是華人。

但是大馬華人或馬華作家認同什麼，不認同什麼，誰知道呢？大概連應該是很認同大馬的馬華會長翁詩傑都不知誰認同誰，否則他背後就不會有那麼多個布魯德斯．廖或布魯德斯．納昔。我們通常不太知道一個人愛不愛國，或誰對一個國家有沒有感情，或對什麼文化或歌舞（我中學時也唱過〈高山青〉）有沒有興趣。我不知道王安憶訪馬時遇到哪些馬來西亞華人，讓她覺得華人那麼不愛國、那麼kaya，那麼sombong。如果真的是訪馬給她這樣的印象，主辦花蹤文學獎的馬來西亞華人可能得檢討了。

華人大規模南來在馬來亞生活，繁衍後代子孫，至少也一百多年了。如果華人做了馬來亞人或馬來西亞人之後，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死於斯，還覺得是生活在「人家的領土」，那當初就什麼公民權都不用爭取了，現在也不用沒事就彈馬來人至權論，乾脆當「中國僑民」，或像馬來人對華人嗆聲時說的，balik Cina算了。可是在馬來西亞，有哪個華人會說自己是別的國家的「僑民」呢？馬華公會成立的歷史比巫統與國大黨短，但好歹也還是個政黨，直今還在敲鑼打鼓鬧黨爭開完特大又開特大或中委會。可見華人或許愛賺錢（哪個民族不愛啊？），不熱衷從政，但也還沒到放棄政治的地步。華人覺得政府政策不公，也只能說華人愛抱怨，不行動（例如沒有更積極從政更努力為實現【一個[多元文化主義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奮鬥），而不是說他們沒有了解這個國家的欲望。華人不是觀光客，他們不用了解這個國家，他們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是的，也許每天早上在吉隆坡或其他市鎮街頭茶餐室看報紙喝咖啡吃雲吞麵或nasi lemak的華人男女會大彈政府會抱怨新經濟政策會罵罵金權政治或批評卜米主義說馬來人如何如何，但是，這也是他們的生活啊。大馬華人崇美媚英親中愛台哈日傾港者大有人在，但不表示他們不認同大馬不愛國啊。就算沒在背上刻「精忠報國」也不表示他們背叛國家啊。

至於說馬來西亞華人「非常非常的傾向中國」，還用了加強語氣的「非常非常」，彷彿那是比比薩斜塔還要傾斜的傾斜，基於同樣的邏輯，我也不明白王安憶怎麼會得出這樣的觀察或結論。即使在某個年代，馬華作家有人說要「為中國做點事」，那個「中國」，也不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現實政治版圖上的中國，那句話也不是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說的。

喜歡王安憶的快人快語，但是還是很奇怪大馬華人怎會給她留下這樣的印象。而且是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上星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當訪問研究員的魏艷來高雄，提到她對王安憶及她父親的興趣，我也將我的不解告訴她，也好奇她怎麼看大馬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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