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記

1．血統
有些事兜兜轉轉如水推之不去，回流成波紋，撞擊心坎。推得狠了，暗流亂湧；推得大了，乃如漩渦，隱然竟有軌道規律。所謂在水一方，不一定遙不可及，也可以是貼身——太近了，仿佛要浸透身心。
如果推之不去的可以稱爲命運，那麽我們在各自運命的漩渦中，或相曡或相映，相斥相吸，拖著或長或短的時間尾，恍然梵高的《星空》——人們以諸般工藝或符號，嘗試將光景描繪、攝錄、敍述、定格、凝視、聆聽、觸摸、品嘗……留下的波紋如殘念或妄念，把命運釀成傳統——而葡萄酒不復葡萄果的樣式，或剔透或混濁，搖晃在文明的杯具中。
如果系統是承載規律的容器，如果血統是“遺傳的系統”，所謂遺傳莫非像會繁殖的容器，盛血的容器——血的杯具？
所謂一方，不過時過境遷，直到心境不復肉身的樣式。抽刀斷水水更流，抽身大概已是身後事。命運自四面八方湧近仿佛要浸透，以致這種揮之不去使你和自己產生了距離：無法抵達自己。
我是教書的，大學畢業就當華文獨立中學的教師。我的父母都是教師，我的大哥也是教師。我三嵗的時候公公去世，他似乎常練字。沒見過外公，據説也練字。或者可以說，我的家族保留了華人對“士”（或僅僅是士的形象）的嚮往，卻缺乏成爲“官”（乃至於商）的志力。在性格上不够圓，套不住滑溜的名利；在職場中不够方，少了较力的尖角，仿佛魚丸，任由時勢穿插，借力彈跳閃避。
教師不像魚丸麽？學識被剁碎調味拿捏烹煮，再被課程的竹簽串聯，大人買來塞住小孩的口，樂得暫時的清靜——知識的魚丸值多少錢？從周星馳電影《食神》我們還得知：爲了掩飾魚肉不足或不新鮮，有人還加辣粉製成“咖喱魚蛋”呢。
我從小喜歡閲讀，領略過學習之樂，其實不討厭教書。按照小時候的需求來安排和設計教學的理路，多少也補償了過往求學時的心理缺憾。然而學習與想象的樂趣何其個人，教導則附加了許多關係與責任。在缺乏政府財力資源的華文獨立中學，更有許多“犧牲克難”式的福利缺失以及額外義務——籌款、義賣、招生、雙軌制度（課程須兼顧政府會考及獨中統考），諸如此類。說什麽“為華文教育而鬥爭”，其實只是小百姓掙一口飯吃。真要鬥爭，你是和整個國家機器鬥，那是另一回事，須有另一種方式，而不是在水面寫字卻妄想寫出歷史課本，儘管詩意想象和政治宣傳也不盡然不同。
倦極而睏時，我常夢見自己快步走在逢甲夜市，黃昏時分，急著要找什麽美食。人流如潮水迴旋，燈火漸明，面目模糊，而我終究又在沒有找到食物的情況下醒來。那“夜市快步”恍然是純粹的尋覓，甚至不以“找到”為目的，仿佛在尋覓中，我纔是更多的自己。其實想想，這麽多人體帶著這麽多血液走動，這人潮不就是“血的系統”了麽？於是仿佛一滴血在血統中孑然踟躕，茫然而有了回溯的自由意志。逢甲夜市以及那一段留學時期的距離感，竟成了我放空時的“避難所”、“防空洞”，隨著時空的了結而成了不斷重播的一個平行時空。狡兔三窟，蠢笨如我，能有幾個。
我是繼承了“教師的血統”吧，耳濡目染，即使想不做也想不出還能做什麽，雖然無奈，卻不可恥，這是有方有圓有尊嚴的工作。而另外有些事，我近乎不去想也能夠做出來，近乎直覺的喜悅——哪怕是哀傷的喜悅：寫詩，繪畫，吟詠，沉思……既虛無縹緲，又踏實自在，在血統中溯洄跋涉——當我說出“無法抵達”，我已經抵達了“無法抵達”的情境。在水一方，何嘗不是在我一方。所謂伊人，或可如是觀。

2．詩·戒
兒時有兩次屬靈幻覺（如果不說見鬼），至今仍清晰如醖釀過的果實。一次是在客廳午寐，日光透過二樓陽臺板門的通風口，和緩地灑在樓梯，一個穿白色及地長袍的披髮幽靈踏著如歌的舞步上樓，每三四步就晃過頭來對著我笑，臉龐通白如面具，只有三抹彎月般的眼睛和嘴巴，是在嚇我還是逗我呢——那是身體語言(Body language)無誤，屬於視覺之幻：有光。
另一次是聽覺，發生在夜晚。電視播放了不知是本地或印尼的黑白鬼片，内容不確定是否油鬼仔(Orang Minyak)，總之那陰沉而單調如蛙鳴的配樂不斷重復，竟有催眠之效。把沙發墊子鋪在地上趴著，醒來的時候客廳只剩一人，電視與燈都已關閉，而我竟還聽見影片低沉的配樂，當時也無法想太多，慌慌地上樓，臨睡前甚至捉摸掌握了其旋律與節奏——簡單乃是鬼戯配樂與兒歌的相通之處。音樂是聲音的質感。
如此一晝一夜，一觀一聞，時間空間，靈魂感官，也算是我詩意的體驗，寫詩的感應本能吧。此類感遇陸續有之，讖緯莫名，似乎也不宜多談，以詩對應，大概就剛好。
2004年畢業回國至今，晃眼十年，我的生活在簡單近乎單調的步調中，不曾停止詩意的活動。
回國的前幾個月，與同讀逢甲大學的朋友劉慶鴻一起獲得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新詩組佳作，也算拿到了免費的回國機票——那獲獎的時機莫非也是回家的徵兆。
文學獎似乎“發表作品的執照”，回國之後，我開始展開數年的“大量發表期”，承蒙南洋商報張永修及星洲日報黃俊麟兩位文藝版編輯先生的包涵，幾乎每一兩個月都能有詩作刊登在兩家報紙，這當然不是可以Take for granted的，謝謝兩位先生幫助了我的成長。在此之前，從1998年正式寫詩到2003年，我得以發表於兩家報刊的作品總數不到二十篇，其難處大抵磨礪一個寫手，捱得過去，自有後話，捱不過去，就是別話了。
留台期間，我得以專心閲讀和書寫，然而在紙本媒介的發表卻是極難。我沒參加詩社，曾投稿幾家有名的報紙和詩刊，不知是門檻高或品味不同，後來也索然做罷。慶幸的是，那時《臺灣新聞報》的“西子灣副刊”設了青少年欄位，我得以發表包括“一百零八首俳句”在内的習作，沒有稿費，但會把剪報寄來，是重要的鼓勵，可惜至今沒弄清楚當時的編輯先生是誰，感念在心。
囘國十年，我陸續出版了七本詩集：《鏽鐵時代》（2006）、《戀歌》（2007）、《家書》（2009）、《鹽》（2011）、《螺旋終站》（2012）、《法利賽戀曲》（2012）及《副詞》（2013）。四本獲得出版基金及出版社資助，三本自費出版。自費出版，是自覺在詩藝有所心得。整理作品可以審視書寫的整體結構，有助風格的生成，可視爲“結構上的創作”。其中《戀歌》含有兩首共900行的長詩以及七十首十四行詩，曾經申請出版基金不果，乃知道詩玩大了，也是出錢出力的事。臺灣詩人鯨向海曾戲稱我為“汗雨鹽血系詩人”，“流血又流汗”——如果薪水是血汗錢，這“流血又流汗”或者不算誇張。
瓦雷里在《關於詩歌的談話》中引用馬萊伯的話：“寫完一首精美的十四行詩，作者有休假十年的權利。”說的是寫詩之艱難。寫了一首好詩，沒有老闆會放你的假，不過你倒是可以放自己的假。敢不敢放假不是老闆的問題，是你本身的問題。 我以寫詩之名而“流血又流汗”到什麽地步呢？曾經在2005、2011、2013年“辭職寫詩”，幾近坐吃山空。
2005年寫出約646行的〈戀歌〉及超過300行的〈一個青年病患家的自畫像〉，後者發表在《星洲日報·文藝春秋》，前者找不到發表管道，兩年后乾脆砸錢出版，予豈好辯哉。
2011年出版《鹽：短詩及現代俳句集》，與同時期出版新書的何啓良、李宗舜、廖雁平、周若濤及“有人出版社”負責人曾翎龍等一起到拉曼大學、新紀元學院、南方大學學院、留台聯總等場合推介新書。同年，整理好《法利賽戀曲》及《螺旋終站》，翌年自費出版。
2012年回到職場，有餘錢換手機，手機有繪畫軟体，便於大量繪畫。到了2013年底，完成三本詩畫繪本。2014年再回到職場，盡可能每晚在臉書發表詩和畫，到了年尾，完成了另兩本詩集。2012年至2013年，在臉書的札記也超過三萬字，整頓擴充以後足可結集。如此數量，有點始料未及。名氣不大，出版社可能不敢資助，又懶得去應徵出版基金，真要出版，又要花一筆錢了。說傲慢點，我算是在未來的街頭等這個文學界吧，如果要繼續上進，實在也沒有時間等。當年會有“不遇”之怒，如今更多是憐憫。生活磨人啊。
三年内生産五本集子的分量，依靠兩個媒介：手機及臉書。如果沒有臉書，別説出版，連尋找發表園地都成了問題，難以如此孳生。手機和臉書會影響生活？就我而言，其影響如是。
耍嘴皮說是辭職寫詩，實則也要靠職業來養詩，謝謝老闆。當然，老婆車子房屋，我現在是養不起了。《色·戒》導演李安好像說過拍電影就近於處理心中的鬼——這見鬼的詩，把我的人生削成這樣，比戒刀還狠。

3．敢有歌吟
詩有聲音。語言與文字的關係，莫非就像靈魂與軀殼，文字唸出來乃恍然有召魂之效：召事物之魂——或更純粹：以語言召語言，以形而上召形而上本身的形體。一種明明是最初卻又幾近幻滅的存在核心。聖經說Alpha and Omega。波爾赫斯引用東方故事說：尋找百鳥之王的百鳥發現百鳥本身就是百鳥之王。
寫作的靈光閃現就是“於無聲處聼驚雷”的閃電，剩下的文本可能只是雷聲。閃電的原因和目的爲何？那是否就是寫作的原因和目的，於是我們隱然有創世的姿態，卻又必須知道我們只是被語言穿透的器皿——語言與靈魂既合一又相別——否則終究是自以爲創世的虛妄。
游川、傅承得、小曼、周金亮諸子從“聲音的演出”到“動地吟”，歷經20多年的詩歌演繹活動，何以堅持如此？活動的閃電在哪裏，哪一些是雷聲？有雨嗎？潤物可有聲？還是成效有待雨后，寂寞身後事，抑或聲音和成效也不是雨的原因和目的。美的閃電，目的的雷聲，成效的雨。時過境遷，變與不變……
1999年，我在新紀元學院唸書，動地吟巡迴來到學院，當時我以學生身份，與同學劉鎮東客串朗誦一首詩；那時游川健在，台上雄渾，台下靜默，印象猶在。
2008年，我在母校芙蓉中華中學教書，動地吟巡迴來到學校，當時我以教師身份，客串唱了一首寫給學生的詩歌。這一次巡迴，是為了紀念游川，以及發揚他入世的詩風，而我還在調整生活，沒有參與全程。儘管如此，我一直都沒忘記游川等前輩，沒有放棄以詩入世（如果不說濟世）的意念，這一點，大概就是我和動地吟的牽繫關鍵。
2012年，我算是以寫詩者的身份，正式參與了墓園動地吟、大學動地吟、殿堂動地吟、亞細安動地吟 、書展動地吟、海上動地吟、古城動地吟等，每一場都如夢似幻地烙入記憶中；這一年，要悼念的人增加了，間中還有詩人逝世，而我們都知道：這是會陸續發生的事，活著更顯得迫切了。
2014年，我已經36歲，卻以同行中“最年輕詩人”的身份，隨團參與“台北動地吟”。如今回想，似乎有一部分的我在這趟行程中死了，另一部分卻在陣痛中，但我不想說得太明。總之，在異地的時候，故鄉所熟悉的佈景卸下，自我彷彿會更加清晰地顯形在一個陌生的舞台上，對時間、空間、生命的感受，必定各自有所衝擊。我們因著行動而形成一個團隊，然而因著詩歌又必須是獨立的心靈，若說有“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的交錯感覺，似乎也不為過。
2008、2012、2014年的動地吟，每一屆都有詩人去世，其中有什麽讖緯，我不得而知，然而2014年的馬來西亞確乎風雨如晦，日益敗壞，思之神傷，出口難免（依然）有雷。或者已經不是怒氣，而是怒氣以後——後怒氣時代。
2015年，帶著從臺北回來的餘韻，類似轉身或傳承意味地，“動地吟”在星洲日報總社再辦一場，以九字輩詩人為亮麗的開場，以傅老擇善固執的諷詠作結，溯洄從之，動地吟的初衷。魯迅無題詩曰“敢有歌吟動地哀”，這一場對2014年及以往的轉身，誠然有哀。能夠哀而不傷，也就應景地“挺中庸”了吧。
2015年動地吟之前還有一個熱身活動，是得自臺北詩歌節的點子——詩歌街頭快閃，不搭台，不布景，人到就吟詠，曲終就人散。地點在茨厰街，也是一條時過境遷的集體記憶之流域。我常無奈於個性（與其說天性，不如說習性）之拘謹悶騷，“暗中風流”的吟游詩人說起來實在不像話。這次的快閃終于讓我能夠“名正言順”地在街頭彈琴唱歌。連街頭唱歌也要名正言順，可見我的文化土壤畢竟飽含“恥”的元素。知恥近乎勇，而我的歲月已經在各種生活挫折中流過了可以單純無恥的階段——這種無恥之大勇，似乎也是在水一方。
在寫給《中國報》的動地吟特輯問答中，我曾略提詩觀，轉述如下：“目前的詩觀，或者可以引用我在台北動地吟中所唱的詩句來表述：‘我有草根，我也有花/我冒起來的時候/已經向天地索取了/所要交出的一句話。’我在意與土地人文連接的草根性，也在意花卉本身的美感形態，寫詩的時候，我除了是一個人，還必須是語言：寫詩的我是作為語言而存在的。是取自天地以外的上帝，又要交還給上帝的，一句話。一句我對真理、道德、及美的內心話。”
我能夠回到出生的所在繼續生活，寫我土氣而有風的詩章，亢龍有悔，未嘗不是福氣。無奈或自得，他鄉或此鄉，求索的關隘，似乎還是在我一方。

初稿結於2015年2月16日，芙蓉。
2015年3月至5月29日，分四次發表於《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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