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中信

文學與飲食

食色性也﹔民以食為天﹗I eat therefore I am!

文學以飲食入文﹐自古有之。打從《詩經》﹑《楚辭》已經出現飲食文化的記錄﹐在唐詩宋詞裡，讀者也可以爬梳有關飲食經驗的回憶。文人由於當官、貶官或因時代動蕩住過許多地方，當然也領略了許多地方的飲食﹐例如蘇東坡因詩詞被貶﹐在黃州自創“東坡肉”﹑韓愈於廣州初嘗“生魚片”﹐蘇東坡更寫下了《萊羹賦》﹑《老饕賦》等文。明清之際的散文家張岱講究生活品味﹐對作為生活情趣一環的飲食也頗有著墨﹐袁枚甚至留下詳實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隨園食單》﹐著名的清朝小說《紅樓夢》和《金瓶梅》也充斥著飲食。可想而知﹐當食物完成從文學家的口到文學家的心的旅程﹐形而下的吃也就昇華為形而上的藝術。

飲食迄今幾乎無文學體式不入﹐近代的周作人晚期散文中不厭其煩繞著故鄉的飲食寫掌故﹑藥效﹑民情﹑傳說﹑歌謠﹐其他作家如梁實秋﹑汪曾祺也各寫有和飲食有關的《雅舍談吃》和《五味集》。晚近引人矚目的飲食文學作家則有唐魯孫﹑逯耀東﹑林文月﹑焦桐等。唐魯孫是晚清皇族之後，嫻熟舊京民俗掌故﹐其代表作〈吃在北平〉一文收錄在《中國吃》一書﹐這本書除了介紹美食之外，還附帶史料價值, 記錄了民初中國各地的小吃及餐廳, 包括巷弄和小吃的名稱，他都描述得十分清楚。去年剛過世的史學教授逯耀東﹐十六歲因寫〈致前方將士書〉被捕入獄﹐曾在牢裡度過三個多月﹐著有《祇剩下蛋炒飯》、《已非舊時味》、《出門訪古早》﹑《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等與飲食有關的文集﹐為台灣重要飲食文化工作者﹐曾在大學開設“飲食文學” 課。此外﹐當代文學中的學者散文家林文月的《飲食札記》﹑詩人焦桐的詩集《完全壯陽食譜》也已是中文飲食文學裡無以忽視的作品﹐至此﹐飲食可說已從文人作家的閑情逸致﹑學者教授的野史之筆發展為一股文學風氣﹐世紀更迭之際﹐台灣藝文界召開以飲食文學為中心的研討會﹑舉行把飲食文學還原為文學飲食的饗筵﹑編撰出版飲食文學選集等﹐飲食作為“主題文學” 確已穩佔文壇一席之地。。

“知”誰之“食”﹖

《知食分子》無疑是馬華作家林金城初叩飲食文學之門的一本書。“知識分子”與“知食分子”二者諧音﹐同樣讓人聯想到“知”的慾望﹑“知”的權利﹐以及“知”的力量﹐做的是與“知” 有關的工作﹐前者用頭﹐後者用舌頭。逯耀東在〈飲食與文學〉一文點出﹕“透過飲食﹐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時期文化的形態。”人的口味隨著時代的環境轉變﹐對一個時代有所了解的話﹐大致也能推算出那個時代的口味。
林金城出生於馬來西亞建國的一九六三年﹐今年四十四歲﹐《知食分子》裡的文章第一篇寫於二零零三年﹐是作者跨過“不惑” 門檻後的再出發﹐最後一篇完稿於二零零五年底。《知食分子》是林金城以作家的身份﹐從飲食的角度投入在地民俗記錄工作的成果﹐這顯然不會是作者唯一一本飲食文學作品﹐因為作者自二零零六年迄今﹐仍然持續其業餘性質﹑專業精神的飲食文化工作﹕總是預先做好調查﹐排定時間﹐大清早就出發﹐長途跋涉馬來半島各角落城鎮﹐先觀地方街巷﹑較有歷史痕跡的建築﹐逐一拍攝記錄﹐接著按資料尋訪檔口或茶餐廳﹐與業者閑談兼行田野工作之實。待食物上座﹐像見到慕名已久的故人般﹐虔誠專注地﹐將食物最誘人的角度取鏡﹐攝影存檔﹐然後﹐開始慢慢品嘗﹑印證想象的感覺和真實的味覺。我和其他週末沙龍的朋友都曾和金城一起進行飲食之旅﹐略知個中過程。

“所謂美食是專挑珍饈美味吃﹐而且不論懂或不懂﹐為了表現自己的舌頭比別人的強﹐還得批評幾句。飲食文化工作者不同﹐味不分南北﹐食不論東西﹐即使粗蔬糲食﹐照樣吞咽﹐甚麼都吃﹐不能偏食。而且所品嘗的不僅是現實的飲食﹐還要與人民的生活與習慣﹐歷史的源流與社會文化的變遷銜接起來成為一體。所以飲食工作者的肚量比較大些﹐不但肚大能容﹐而且還得有個有良心的肚子﹐對於吃過的東西﹐牢記於心﹐若牛嚙草﹐時時反芻﹐許多飲食資料﹐隱藏在文學作品中﹐待我們探索﹐待我們發掘。”逯耀東在其著作《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序言中如此區分美食家和飲食文化工作者。在飲食文學範疇裡﹐唐魯孫以嗜吃﹑會吃﹑能吃等美食家本色知名﹐逯耀東則於其飲食散文中盡顯歷史關懷的深度。我以為﹐相較於唐魯孫與逯耀東﹐林金城行走的是二者之間的路線。

作為土生土長的吉隆坡人﹐比起其他“吉隆坡移民文人”﹐林金城對吉隆坡或巴生流域一帶有著更廣的觀照視野﹐更長而纏綿的文化鄉愁﹐寫起首都街頭巷尾的營生小吃﹑時過境遷﹐自有著親身體驗和長期參與的一份歷史現場感﹐當然也憑添那麼一絲無以名狀的鄉土氣息。金城雖沒有來自歷史科班的訓練﹐但有的是文學工作者自身定義的良知﹐亦即對人文歷史的責任感﹐這種良知付諸行動就成了文化工作。作者稱“這些年來我不再寫詩﹐莫名其妙地把興趣轉向美食思考。如何炒就一碟很本土的廣府炒鴛鴦﹐對我的吸引力已遠遠超過去動筆寫首無能為力的詩。”(頁49) ﹐(因此)“甘心做個無詩生活的生活詩人﹑貪戀人間炊煙的知食分子” 。(見《知食分子》扉頁)

一次﹐等著上菜之際﹐金城正色對文友說﹐“你們知道﹐我不是愛吃。” 可想而知﹐若單為那區區幾分鐘的味蕾快感﹐大可就近到舒適的餐廳享受一番﹐何需驅車至偏遠新村或山野﹐於悶熱的鋁瓦之下﹑在大汗淋瀝的狀態中進食。有時候﹐吃畢到小鎮街上邊逛邊談﹐大夥兒會駐足某些小食檔口良久﹐半感嘆半預言地批一句﹕“這些大概十年後就看不到了﹗”既是惋惜﹐也是期許。

糊口的歷史

以建國才四十四年的馬來西亞而言﹐不管是原住民﹑馬來人﹑華人或印度人﹐前三代人絕大部份都處在“但求糊口” 的生活狀態﹐“吃”既是生活的目標﹐也是生存的意義。在非書面的歷史中﹐飲食是味蕾上的文本﹐也是活著的﹑就在我們周遭的“文物”。生命就是延續和記憶﹐論到以飲食為重心的社會﹐記錄了飲食記憶也就延續了歷史重要的一面。
《知食分子》一書裡的文章就題材可分四類﹐即(一)飲食與生存﹐(二) 飲食與歷史﹐(三) 飲食與懷舊 及(四) 飲食與人情。

(一)飲食與生存
這類文章包括食物如何象徵“生存”﹑飲食的品味﹐以及站在飲食業者的角度思索經營之道的探索。在〈豬腸粉．芋頭糕〉文中﹐作者寫又名“炸兩” 的豬腸粉卷油條﹐除了記述製作過程﹑介紹其口感﹐更有意思的是娓娓道出此物如何在戰爭時期成了求生之物。原來﹐此乃應戰亂和天災人禍而生的“抵食”(量多又便宜) 的食物﹐由於物質短缺﹐廣州一名點心師傅想出讓食客花最少錢卻可以同吃豬腸粉和油炸鬼兩款美食的方法﹐將賣剩的隔夜油炸鬼用現做的豬腸粉包著吃﹐既不浪費﹐又不失為美食。這道食物輾轉從廣州傳到星加坡﹐再傳到怡保。
〈兜亂〉一文中的“兜亂” 來歷和“炸兩” 雷同﹐是兵荒馬亂時代裡﹐省油省菜的前提下﹐以便宜的芽菜與牛肉及河粉混在一起炒就的經濟食物。與〈豬腸粉．芋頭糕〉不同的是﹐作者在文中點出“懂吃的人都知道干炒牛河要夠油﹐但又不能過多﹐准則是以上碟時油是否滲出碟底而評成敗。”(頁181) 此言一出﹐不啻是把飲食從溫飽的標準推向品味﹐向美食的面相靠攏了幾分。
〈味覺散步〉與〈汕頭街老張炒粿條〉兩文都刻畫了小食檔口業者勤懇工作﹐只求謀口飯吃的拙樸。〈味〉文指出﹐一般業者都沒有自己的招牌﹐他們依附在特定地標或別人的名氣之下﹐盡本份把食物做好﹐並不譁眾取寵招徠客源。〈汕〉文裡“亞龍炒粿條” 檔口的老張甚至頂著“假亞龍”名號﹐炒出據作者說比“真亞龍” 還好的粿條﹐把求生的思考提昇到美學的層次── 真花是花﹐假花也是花﹐真花是真的花﹐假花也是真的假花。

(二)飲食與歷史
通過圍繞飲食展開的記錄﹐作者實則把歷史變遷﹑今昔之別﹑地方書寫融為
一爐。〈格成紅豆冰〉藉著帶日本友人到檳城格成茶室吃紅豆冰﹐似不經意地回溯了日據時期不堪回首卻不應遺忘的歷史﹐文中觸及戰爭責任﹑慰安婦等沉重課題﹐硬是把蝗軍的鐵蹄聲拉回歷史現場。〈奶巷粿條湯〉乍看是寫檳城的粿條湯﹐中間插敘的一段“閱報書社”卻不動聲色拔高音階搶走讀者的注意力﹐讓人把簡單的食物與那個提倡“民主﹑民權﹑民生” 的人聯想在一起﹐於此﹐檳城的特殊歷史背景再一次被提起。
〈星洲炒米〉是為食物尋找身世之作。作者在食家李遠虹的飲食文章讀到有關“星洲炒米”的起源﹐一說星洲﹐一說吉隆坡﹐作者也從網路資料發現﹐香港人常吃的“星洲炒米” 在新加坡卻找不到﹐並且在“吃在新加坡” 美食指南裡發現“星洲炒米” 根本不在新加坡美食之列。經過多番考察思索﹐作者乃進一步大膽推論﹐“星洲炒米” 的故鄉在吉隆坡﹐屬馬來西亞“國菜”﹐這讓人不禁一陣莞爾﹐仿彿看到一九六五年馬新分家的餘波。〈臭草綠豆湯〉一文對未來的讀者來說應該饒有趣味﹐他們將會讀到“當年”瘟疫蔓延時﹐馬來西亞各種族人民如何曾處在渴望“神豆” 保命﹑“等待果陀” 的歷史階段。

(三)飲食與懷舊
飲食記憶沉澱下來的往往是感覺而非味覺﹐這種感覺在《知食分子》裡浮
現為作者對過往生活的觀照﹐以及對親情的緬懷﹐或傷感﹑或溫馨﹐於字裡行間凝固為對瑣屑記憶的象徵性情感。〈番婆餅〉從童年的除夕幫二姐烘製番婆餅談起﹐寫自己負責“將一小塊粉團給放進刻有多種圖案的木模內﹐壓緊後把多餘的鏟平﹐再輕輕地敲打﹐倒出一只只白兔﹑小雞﹑蝴蝶等精巧模型的粉團”(頁19)﹐而做番婆餅的經驗竟仿若預言﹐成年後的工作也和種種模型關係密切﹐“像注射塑膠產品的成型模﹑沖製金屬零件的沖模等”﹐童年的記憶和現實生活如影隨形﹐作者因此曾經夢見自己“蹲在童年的廚房﹐手執一把精密的數位游標尺﹐滿頭大汗地在量測著一個白兔模型的番婆餅”(頁20)
〈年味〉由剝柑的氣味﹑鞭砲屑鋪天蓋地的畫面﹑臘味﹐一直寫到油炸粉絲及腐竹﹐在思索年味為何的過程﹐作者“好像想通一些甚麼似地﹐在除夕夜裡和辛苦沉默一輩子卻未“發”的父親﹐打了個照面”。(頁17) 〈榴槤送飯〉裡的“榴槤配白飯”毫無菜式可言﹐作者記上一筆﹐不外因為此乃“外婆的味道” 。食物會因對象而糅製成不同況味的回憶﹐人生活到一定年紀﹐飲食不僅是求溫飽﹑享受美味﹐有時更是為了反芻感覺── 咀嚼記憶裡的一種情懷。

(四)飲食與人情
食物化為飲食思考時﹐在在浮掠某人某事的身影。作者不單有意為馬華飲食
留下可按圖索驥的飲食史料﹐也在飲食地圖上素描同時代的文人朋友﹐等於在談飲食之餘﹐也順筆勾勒一個文學時代的部份輪廓。〈風車聚寶樓〉提到家鄉在檳城的林春美﹐好玩的是還記述了在檳城考察美食時與其母碰個正著的巧遇﹐〈雞仔餅傳奇〉從雞仔餅產地美羅﹐聯想到出生在美羅的天狼星詩社始作俑者溫任平和溫瑞安﹐〈九大簋〉則提及詩人黃建華的子女對九大簋的評語﹐直言“又系魚又系肉﹐嚇死人”﹐言談之間不但反映生活條件變異﹐詩人全家也被作者的文字攝入鏡頭。
此類文章最動人者當數〈潮州粥譜--念何謹〉﹐作者在檳城回溯前南洋商報副刊主編何謹的記憶﹐此篇出現了“文本中的文本”﹐不但寫何謹﹐也寫何謹的早期飲食散文〈一碗潮州粥〉刻畫出早期移民如何在歷史邊緣討口安樂茶飯。作者轉述何文寫戶外顧客“大多是蹲在長凳上﹐肩頭搭條毛巾﹐流露孤寂疲憊的眼神﹐低著頭在扒粥。”(頁75)原來﹐早期粥店外總有許多苦力及三輪車夫﹐他們習慣了鄉下人的蹲姿﹐而且自慚形穢﹐就算店內仍有座位﹐也寧可在外冒著冷風﹐以近乎蜷曲的姿態蹲著進食。於此﹐讀者不只得知何謹的人﹐難得的是﹐得以更深一層窺其人文關懷。

《知食分子》全書體式並不統一﹐有“味覺散步” 系列的抒情散文體﹐“知
食分子” 系列的議論小品﹐甚至有如〈雞仔餅傳奇〉的(後設) 小說體﹐顯見作者勇於實驗的文風。文章中的方言書寫也是其特色所在。林金城是廣東人﹐文章的敘述語言﹐尤其是口語的部份﹐絕大多數以廣東話發聲﹐語言的節奏和氣氛貼近個人真實生活。

值得和文字並提的是﹐《知食分子》書頁間十七幅出自龔萬輝畫筆的繪圖﹐
扮演著佈景的角色﹐鋪陳歷史裡馬華先民糊口起家的片斷記憶。封面近焦特寫老咖啡店的花紋咖啡杯﹐暗示著飲食所盛裝的歷史﹐封底則是面目模糊的小食檔口業者勞動的身影。書頁間插圖多為水彩畫﹐那種不確定﹑似感覺﹐又似氣味般瀰漫﹑擴散的水漬﹐簡陋的飲食場景﹐只有桌椅﹑毫無室內裝璜的茶餐室(頁14﹐頁40)﹐或後巷的一隅(頁68)﹐ 坐或站著的男人﹐絕大部份只見背影﹐即便面對讀者﹐瞥見的竟是五官一片空白的臉。僅有的兩幅彩印繪圖〈午餐時間〉(頁86)和〈經過〉(頁94)﹐畫面的基調皆採靛藍色﹐那種早期勞力階級人民常穿的顏色﹔〈經過〉畫的是“格成茶餐室”﹐建築物各角落若隱若現紅豆似的色彩﹐鄰近一棟建築則暈開一片紅色﹐與格成茶餐室的靛藍交織成讓人不安的髒褐色﹐不忍卒睹的鐵鏽味徘徊不去。〈巴剎裡的母親〉(頁150) 出現的人物開始有了清晰的面目﹐女人被生活磨煉過的堅毅的臉﹐嘴角泛起微笑﹐〈獨自在玩的男孩〉(頁160) 裡﹐五官清楚的新生代小男孩﹐在母親賣小食討生活的隙縫間﹐在市場﹑在母親賣經濟麵的大籮筐後﹐逐漸長大。

平民社會的文化記憶

若要列舉一項人類集體參與率最高的活動﹐應當就是飲食﹐不只人人都要參與﹐而且天天都要參與。這麼一種整個社會不分階級都參與的領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手經驗﹐也都會有個人偏好﹐是很典型的既個人又集體的全民活動﹐換句話說﹐相較諸如哲學史﹑思想史等“知識分子的概念史”﹐飲食史﹐尤其是平民化的飲食資料﹐很可能涵蓋了更廣大人口所參與的歷史。

馬來西亞社會迄今只有不多的人研究過吃的歷史和吃的文化﹐我們深信未來會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那些有能力向歷史發聲的人們﹐把匿藏在民間的“知食分子” 們的記憶加以書寫﹐ 以文化記憶的形式稍補既有書面歷史的斷層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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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教育──評哈金英文長篇小說"The Crazed"
作者:Ruth Franklin
香黛兒 譯

哈金也許是當今最令人迷惑的英文作家了。他的創作取材於嚴酷的中國東北原鄉﹐但是﹐令他與眾不同的並非個中風景﹐而是他的風格。哈金雖在目前任教的波士頓大學修習過創作﹐卻打破了創作課程的一切規矩──從而創造出有著非凡道德和美學光輝的作品。
哈金近六年發表的六本小說可構成當代中國人生活概況縮影﹐從氣氛緊繃的俄羅斯邊界上的軍人一直寫到中國首間‘牛仔雞’快餐連鎖店(‘Cowboy chicken’franchise)裡的員工。他早期的短篇頻頻指向‘革命’﹐幾乎是社會主義寫實的調性。不過﹐他將共產主義的淺易口號予以轉化﹐展現出一層高於他的敘述者所理解的意涵。他越寫越成熟﹐但總保留故事裡的天真本質。
哈金寫的是社會小說﹐但由於刻劃的是一個被政府層層控制的社會﹐難免也成了政治小說。在其最傑出也最受人矚目的國家書卷獎小說《等待》中﹐哈金極為巧妙而精確地處理故事的兩條線索。小說裡的軍醫孔林﹐多年來一直企圖和太太淑玉離婚﹐以便可以和多年的女友吳曼娜結婚。在孔林和曼娜發展關係的20年歲月﹐他們的國家則從文化大革命(當時﹐孔林認為淑玉的三寸金蓮落伍丟臉)的「新中國」演變為80年代中的幻滅。雖是寫社會小說﹐哈金並未忽略愛情三角關係的經營﹐通過這面熒幕﹐讀者可以窺見中國社會的全貌。
在作品的政治基調之餘﹐哈金實已擺脫異議作家的標籤﹐然而﹐他的每一本書均溫和地強調﹐高壓而腐敗的政府給中國人造成種種困境。這些困境在《狂人》一書更是成為中心﹐發生在重大的1989年春天﹐結束於6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行動。
在當地大學文學系任教的楊教授﹐因中風而半身不遂﹐他忠心的學生﹐亦其女梅梅的未婚夫萬堅受委派照顧他。梅梅是在北京的學生﹐正準備入醫學院就學﹐她和父親都鼓勵萬堅報考文學博士班﹐以便小兩口可以生活在一起。中風影響了楊的腦部﹐他顛狂的言語使萬堅困擾失措。楊常對他講授詩歌﹐仿彿身在課堂前﹐但他卻把古典作品當成自己的創作加以討論。楊也用猥褻的言語談論一個估計是他的情人﹑‘胸如蜜桃’的女人﹐並向‘要毀滅他的敵人’發飆。雖然﹐他因對西方詩歌的喜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斥為‘牛鬼蛇神’﹐現在卻大唱那些過時的頌揚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最後﹐他宣稱當一名教授並不好過當一個小職員﹐一生都活在上級的控制之下。“身為學者﹐你是一塊俎上之肉﹐別人則是可以任意宰割你的刀斧”。
正當萬堅嘗試解開楊的瘋言瘋語──誰是他神秘的情婦﹖那些敵人到底想做甚麼﹖──他也荒廢了他的學業。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疑楊教授有關知識分子生涯在中國無意義的說法是否正確﹐也為決定不了該否參加考試而苦惱。此時﹐要求民主的學生在北京示威的消息傳入萬堅的大學。當萬堅發現大學裡的官僚們對示威學生的對策其實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涯時﹐他決定加入首都其他學生們的行動──不為任何‘民主和自由的宏大目標和夢想’﹐純粹只為將一把刀刺進北京﹐“這個國家的心病所在”。
反諷的是﹐哈金的比喻風格總是在近乎陳腔爛調中展現力道﹐讓人從中感到敘述聲音一貫的誠摯。但這聲音在《狂人》中偶爾卻顯得躊躇。這可能是哈金首次在小說裡使用的第一人稱發揮的作用﹕讓讀者看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和故事之間的落差。然而﹐萬堅的善變使一切都難以被當真。有一回﹐他系上的黨委書記派他到鄉村調查另一名學生的背景。萬堅為村子裡的貧困大感驚駭﹐當即決定放棄自己的學術事業﹐轉而為政府工作。“我下定決心要當一把刀或一把斧頭﹐以便將來可以劈倒一些腐敗的官員。何況﹐這也是讓我的人生有別於楊教授的一條出路。我要活得有衝勁﹑有意義。’萬堅的算盤打錯了﹐尤其﹐讀過哈金作品的人都知道﹐意圖從內部改革政府的結局一定是悲慘的。
姑不論這天真的想法如何不妥﹐它極有效地襯托了天安門廣場上的蹂躪。在首都的那幾幕﹐堪稱哈金寫作生涯最生動的筆法﹐一舉囊括軍人的暴行和人民的震驚。有一幕講到一名學生正在和圍堵廣場入口的軍方交涉。示威群眾逞強的聲浪不斷﹐其中一人說﹐“告訴他們﹐要經過這裡除非從我們的身上踏過去﹗”這時﹐一輛吉普車停了下來。“那高個子的上校從吉普車跳下來﹐走向仍在和軍方對話的學生。我對那官員英俊的臉孔印象深刻﹕大眼﹑濃眉﹑挺直的鼻樑﹑潔白健康的牙齒﹐加上飽滿的下顎…他一言不發拔出手槍朝學生的頭部射擊。學生當場倒地﹐踹了幾腳就再無聲息了。他的腦漿如碾碎的豆腐四濺在瀝青路上。”
在小說結尾的部份﹐萬堅的猶豫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當一個政權建立在狂妄的基礎上﹐全世界的理智和預測都會落空。哈金的作品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鋪陳﹐讓人們把他跟巴爾札克和狄更斯相提並論﹐然而﹐他哲學視野裡的黑暗則更接近卡繆。存在主義也許早就從歐洲消失了﹐中國的心病卻還沒有痊癒。

──紐約時報《書評週刊》﹐2002年10月27日

(作者簡介﹕洛芙．富蘭克林為《新共和》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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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譯於台北。謹此紀念上個世紀所有為文學付出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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