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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年的南洋文藝，首先引人矚目的，是馬華文壇隱身已久的劉放重新“出土”了。
劉放原名麥留芳，學術專業是東南亞華人研究，然馬華文壇的過來人，應該更熟悉作詩兼為文的劉放或更早期的冷燕秋才是。
作為文壇的前行者，劉放擱下文藝，專志埋身學術幾近三十年之後，此次在寫作上“再次上路”，自言“不打算寫嚴謹的回憶錄”，而擬“以文學傳記的體裁來寫”（19/10/2010，《自我定位》）。因此，除《致敬前行者·劉放專號》中的《自白》一文，劉放夫子自道地“回顧來時路”及交待其“文壇息影”期間少數幾次與文壇中人的接觸，以及最終何以“再冒出土，重見天日”之外，自今年（2010）年初以降，其讀來略有“快意恩仇”之況味的回憶錄式長文，已陸續發表了好些篇章。《從觀音山到十八尖山》、《鴻飛雪泥：留學加拿大》兩篇長文分別寫了後期供職臺灣及早年負笈加國的兩個段落，但願能如其所言，時而“心血來潮，寫一篇算一篇”，後續篇章陸續有來。
除了老一輩的學者文人劉放，六字輩的李恒義，也在沉寂多年之後重現身影。李恒義是1982年檳島天蠍星文友會的發起人之一，稍後也在1987年參與《清梳小站》的核心籌劃與編務工作，詩與小說皆極受看好，唯自90年代的稍後期，即鮮於發表新作了。此次夾詩筆回歸，長構與短制皆有所表現，只是未曉得是否還將涉入小說寫作？
（2）
就馬華文學過去90多年的歴史歴程而言，報章副刊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而文人結社並推出同仁刊物或在報刊增辟專頁等，都對馬華文藝的發展多所推動。然而，近年來，網路社交網網羅天下，虛擬的網路世界相互鏈接，除了原先的社交、遊戲等等的功能，社交網其實也具備把文人集結起來功能。除了早年個人化的網志書寫與即時回應功能之外，棲身面子書、推特等社交網的文人，有見及這“無網弗及”的當下時空，乃萌意善用網絡一呼百應的功能，而在社交網絡推動創作。2010年的年度文人特輯，即反映了馬華文壇這延燒到虛擬世界（或從虛擬的網路社群延燒而來）的“詩運動”。
南洋文藝推出的庚寅年年度文人是詩人陳強華。陳強華自臺返馬並任職報界期間，風雲際會地成為激蕩歌曲創作坊的其中一位主要推手，隨後投身杏壇，自身創作不輟之餘，更還積極推動學生文藝。陳強華先後以魔鬼俱樂部與《詩雜志》以及《向日葵》人文雜志等以校園為基地的文藝結社或刊物，而成為北馬大山腳學生文藝的鮮明旗幟；前年供職亞羅士打之後，也著手籌劃並推出了《北吉光》校園刊物，對學生文藝的推動熱心不減。因詩人教學有年，畢業離校後繼續耕耘文藝或埋身職場的學生，後來逐步經由社交網串聯了起來。以網絡世代的形成為背景，馬華文壇的“網路接力詩運動”於是焉出現。
社交網“面子書”上原生態的接力詩，經由特定的剪輯人按特定的構思與手法來裁剪，而凝定成平面副刊上的發表作品。這裏頭，網上的同一貼接龍詩，在不同的剪輯人手裏往往呈現為不同版本的詩作。這種自原生態的接龍詩剪輯而出並呈現為“一題多寫”的“同宗”作品，評論人張光達說是“接力詩遊戲最值得開發的一扇思（詩）維交感之門”，此說誠是。
陳強華等人的“接力詩”之剪輯與發表（連同年度文人特輯合計4期）之外，方路“面子書散文”的出現，也是虛擬與現實的兩個書寫空間互為穿透的另一產物。過去大多的創作者，多是在作品經由平面管道發表之後，才予以轉為網路貼文，今後這種現象或將出現逆轉，或是預示了一種新趨勢：創作人在網路的喧囂裏讓創作意識閃現的同時，編輯人其實也在重新思索並接納網路世界派生的作品；平面發表之外，原生態的網路書寫，今後或將成為寫作人或作品存在的另一種實存面貌。平面與網路，除了網路書寫實體化之外，這兩種存在或將互為依待，孰真孰假，其界限將不再那麼判然清楚了。
上面說得或許太玄了，再說得具體一些：2011年，是不是該出現“面子書小說”了呢？
此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剛屆滿，而2010年的南洋文藝，也在11月份副刊的全面改版之後，版面有所萎縮了。除了循例喟歎之外，我們是否也該體認得當前的趨勢，而在思索讓馬華文藝僅只寄身為“副刊文藝”之未來處境的同時，也得進求完善或拓展其他的可能空間，比如紙本出版或電子書乃至上述的網路書寫等等？
（3）
2010年的南洋文藝，特輯的策劃與讀者來稿的發表都有一定的看頭。將《古月照今塵：張塵因詩專號》（2期）、《致敬前行者》與《端午節詩人特輯之推薦詩人：謝明成》對照而讀，一種文學傳承的意味油然而生；《國際詩人節特輯：問候苦難大地》則以詩筆留下了時代的印記。各文體方面，小說的發表量略少，除雅波繼續耕耘極限篇之外，溫祥英、楊嘉仁、張柏榗等，都交出了短篇與微型新作。散文依然是大宗，佳作也頗多，可見老中青的馬華作者依然傾心於此，茲不一一列名了，惟李宗舜（黃昏星）以過來人之筆寫當年“神州詩社”之《因為，沒有遺憾》，將會是一筆文壇史料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文藝論析成果堪稱豐收，林春美關於馬華女性作家作品論析的系列發表之外，楊邦尼之論流亡詩人北島、鐘怡雯論馬華地志散文、何乃健寫黃建華散文新著等相關文章，無論是源自學術課題研究或是文藝評析，都具備一定的深度，對讀者乃至作者，或都有一定的意義。
（2010年12月15日完稿）
（2011年1月4日，星期二，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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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她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兩年前從中國旅遊回來之後，我向一個朋友吐苦水說。我那是告訴他，說自己在一個小城鎮的汽車站，一番好找了卻見不著回程車的蹤影，於是就近向一個售票亭的票務員詢問。售票亭裡的女士或小姐正閑著打盹兒，聞見人聲了便把額頭稍微抬起，心不甘情不願地瞥了一眼我遞上前的車票，然後徑直把頭甩開了去，再用後腦勺以不耐煩的語氣蠻橫地向我丟下了句“不知道！”這粗暴的答話，當即讓我心頭不痛快了好一陣子：
“我不認識她，也沒得罪她呀！更何況，作為服務業者，她為什麼不是向我說，‘對不起，我不太清楚，你到別處去問吧’之類的話呢？”把這不愉快的經驗說出了後，我又向朋友抱怨說。
“哦，你那是叫‘文化衝突’吧！你想，你都不是她的顧客，跟她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她當然不跟你來這一套人情交際啦！”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癥結所在。
……
類似這般不愉快的接觸經驗，後來當然不只這一樁的。上面所說的這一次，是我脫離了團隊旅程之後，對當地社會與人情的初次接觸……
（本文為節錄版，收入《島城的那些事兒》輯二）
書訊——
書名：島城的那些事兒
作者：杜忠全
出版：（怡保）法雨出版小組
年份：2010年12月
洽購：法雨經銷處（03-8061 6179 / 012-368 8081）
網購：http://www.youbeli.com/23798224783034037027201232010720818-p-10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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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後盼重陽。前頭才溜過去的中秋是人月兩團圓，節日的意涵是再明白不過的，沒什麼需要加以分辨的了；行將到來的九九重陽節，就華人聚居的檳城一地而言，你瞧那大街小巷臨時搭設起來的素食攤子，你看城裡城郊的黃色旗海迎風招搖，不需要估量，只消目測即可了然的了，這節日的熱鬧程度，就遠非八月節所可比擬的了。但燒出一片黃旗海的重陽佳節，它的原始意義以及在民間的演化與發展，恐怕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了。
單提重陽的話，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以及九月九，這些日子都是陽數的交疊，於是都各各形成了不同的民俗節日。然而，九乃是陽數之極，而中國人認為物極必反，加之北方溫帶的秋意轉深，眼見自然界的生機盡失了，於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導之下，乃專以九月九為重陽節，節日之後便日漸趨向萬物凋零的漫漫寒冬了。生煞之交的重九日，後來便有了登高避煞的風俗──至於文人的喝菊花酒和登高賞秋，那終究是後起的一種審美心靈之灌注了。
檳城島上傳沿百餘年的九月登高，如果深入去了解的話，其實不完全是中原的重陽古俗在海外的移植。說起來呵，重陽的古意已經不復存在的了，但漫長歲月以來，重九登高的風氣在島上愈演愈烈裡，我想終究還是得說，那是慶祝的“九皇爺誕”。
九皇爺誕的香會主要是在斗姆宮進行。說斗姆信仰的話，那是為北斗信仰追溯源頭而發展形成的完式，是北回歸線上的古代中國對於冥冥中安排四季運轉與人間秩序的自然力量所作的一種神學思考。南來的華人延續了古代宗教的拜斗──不管是抽象化的北斗還是具象化的北斗星君或斗姆，北望中原原鄉的意味不言而喻。北斗七星加上輔弼二星而演化出九皇，人們熟悉的九皇爺誕，至此也就有了著落了，但就是如此簡單分明的嗎？
源自北斗的九皇確實是在天上的，但人們傳說中的九王卻來自海上。傳說就是傳說，傳說那是九個亡明的志士，他們不屑於歸降滿清而流亡海上，但最終還是為清兵剿殺了，故而年年九王爺誕的迎靈都在海上。迎靈與送轎都在沿海地帶舉行，參預的信眾都持齋茹素的──這又是道教的一種修持實踐了，但參預者都得身著素服的，那是為亡於滿清的大明王朝戴孝憑弔的嗎？說不清，而今都只留下依稀彷彿的傳說來讓我們猜測與揣想的了！
說九皇爺誕，很明顯的一點是：送王船是民間百姓送瘟神的一種民俗儀式。從北斗而出斗姆並具象為九皇，九皇被抽換概念而成為九王，又以九王的煞氣大而不敢貿然衝煞，儀式的高潮則以聚眾遊街恭送之，而且如同送瘟神那般。這一層又一層的概念交錯與重疊，在每一年九月的街頭喧鬧裡，我們又哪得分辨得清呢？
把民間實踐的九皇（王）爺誕說到了這節骨眼上，似乎也就跟重陽節的原始意義有那麼些許的冥合了。不是嗎？九九大煞日，（北）斗柄指西而天下（黃河流域）秋，秋煞或許抽象了些，說瘟神就叫人容易理解多了；登高避煞的抽象意念，我們這裡則是上山進香──人們說進九皇爺香。這種即重陽非重陽、即九皇非九皇的複雜內涵，要是條分縷析起來的話，還真教人腦筋抽筋的呢！
（2005年10月06日，光明日報，光明論壇，鏗鏘集專欄）
（本文收入杜忠全：《島城的那些事兒》一書之第四輯“逢年過節”，怡保法雨出版小組出版，編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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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曆七月巧遇國慶月，我於是想起不同源流的文化在異中求同，並且謀求和諧共存的對話與溝通。
一年裡頭那麼多的傳統節日，這民俗所謂的七月鬼節，以往只當它是一種古老風俗的傳承，近兩年來往深一層了解之後，才逐漸體會得它在華人民俗節日裡所具備的特質：作為民俗節日的陰曆七月半，它呈現的是一種近乎兩千年的跨文化對話，尤其是不同文化在異中求同並且互相讓步與妥協的具體結果。
不說巫風時期的上古時代，只說漢代以降逐漸形成的儒釋道三大主要源流，那麼，過七月節，儒家所重的除了極具象徵意義的國家禮儀之外，民間宗族層面的操作方式，依然是逢年過節慎終追遠的秋季祭祖。道教的民俗操作以設醮來濟度自家的先祖，進而兼及無主孤魂的中元慶讚。原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則是趁解夏的僧自姿（pravārana）讓在家信徒參與供僧造福。按世俗意義來說，解夏自姿也說得上是僧人的新年伊始──所謂的僧臘，原就以度過幾輪的夏安居來計算的，因此也形成了俗人向僧團獻供新袈裟的迦絺那（kaţhina），但不一定落在陰曆的七月半就是了。無論如何，這是以僧團的修行日程為中心形成的節日，在家俗人乃至去世的親人，原先並沒有多大的角色，更尤其不是節日的主體對象。未入藏的疑偽經《盂蘭盆經》所倡說的目連救母情節，只是從僧人的解夏自姿所衍生的意義了。
好了，儒釋道三大源流各自在自家的系統闡釋了七月節，但三教共聚一堂之後，就得在七月節的平臺上進行對話了。按儒道兩家所承傳的中國傳統觀念，人死為鬼（鬼者，歸也），一俟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各祀其鬼──按此意義來說，鬼即為活人的反面，也幾乎是每個人的最終歸宿。在與印度宗教的轉生觀念接觸之前，一般沒說死後的人何時得從鬼中脫出的。中國本有的死後去向，早期有模糊的黃泉或九泉，後按陰陽對照比觀而有了陰間的概念。所謂的地獄原非中國本有，而是外來輸入的了，至於陰曹地府，則是更後期中印思想交融的結果了。
中國觀念所說的鬼，原為人死之後必然乃至永久保持的一種狀態，印度佛教乃至中國佛教疑偽經《盂蘭盆經》所說的餓鬼或地獄，則是一期生命結束之後有時限的或然性投生。但是，在後來操作的中元或盂蘭盆裡，兩者在本質上的差異逐漸模糊，反倒突出了死後下墮且有待超薦濟度的相似性來。活人追思亡故的親人，就儒家向所推重的孝道來說，顯然是密合無間的。三教之間的對話與協調，就在孝道的倫理價值上，取得了共同的立足點；只要不逾越這個共所承認的對話基礎，就不妨礙各自對七月節作出不同的闡釋來。
於是乎，一千多年來，儘管道教說的是中元，佛教說的是盂蘭盆或解夏自姿，儒家只管奉行秋季祭祖的古代禮俗，但一到七月節，道觀佛廟宗祠家廟乃至街區神壇等等各行其是，這些看似錯綜複雜的節日實踐，其實都有相當清楚的脈絡與基點的。國慶又逢七月節，在眾聲喧嘩裡，我特別想起了這麼一些……
（2007年9月03日，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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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市中文路牌一波三折，早前是朝野政黨在設置與否之間拉鋸，近一年來雙語路牌安置街頭之後，中文部分的繁簡之爭才在票決之下達致結論，“去口語化”的新課題又浮現。
中文路牌風波不斷，老實說一句，累！這一波三折的爭端，說穿了吧，其根源就在於，有關方面對中文路名的本質未有清楚的體認，以致再三做出錯誤的建議與判斷。
表面上，我們的路名是以中文書寫的沒錯，但它們遠不是語文課題，而是喬治市文化遺產城的有機體，是古跡傳承與維護的課題。因此，有關方面再三地從語文角度來切入處理，這就將問題扯遠，也模糊焦點了。從早前反對簡化字到現在反對去口語化，其實是一脈相承地維護我們的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立足點始終沒有半點兒移動的。
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是要我們去尊重與同情，並且進一步地從中得到歷史信息，而不是輕率地抹煞與改造之。如果作為喬治市後生輩的我們能認真地體會得，先輩們迭代承傳了一二百年直至今天的中文路名，它們其實是我們這個城市文化古跡的組成部分，是我們祖先在這個城市開拓與紮根的歷史明證，那麼，我們便不應該輕言改易，而是捍衛它們的歷史原貌。
喬治市的中文路名都來自方音，是過去兩百多年來，來自華南的閩粵客潮等籍貫的先輩在這塊土地開拓生活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也留下了民族交融與文化接觸的痕跡。多元民族接觸在路名中留下的痕跡，比如我們有牛干冬而不是牛棚街，也有甘榜內而不是鄉村裏，前者透露這些牛棚為非華族車夫所使用，後者顯示這條住宅街得穿過馬來村莊才能到達。這些多不是眼下的喬治市尚存的風情，但在口語化的路名符號裏，它們卻被保存了下來。倘若按語言規範的角度來去口語化，這些歷史信息就蕩然無存了！
從單一語言文化的角度來檢視喬治市的老路名，它們當然不夠純淨，也絕對不規範。然而，別忘了我們的祖先原就不在單一語境的社會生活，他們的時代也還沒有今天我們所學習的華語。因此，我們如果從今人的語言規範觀念來觀待這些文化遺產，就與先輩們顯得隔膜，他們只能無言與遺憾！
過去我們的先輩在這城市生活，今天的我們也在這城市生活，就是這些路名老符號，將我們與先輩們結合在一起的。老路名不光是路名，不只是方向指標，而是時間的證據。這麼說吧，它們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的歷史，它們的存在也證明了我們的存在，它們的過去與當下的我們是連成一體的，不恰當的修飾，只會割裂祖先留給我們的完整信息。
對於這些語言並不純淨的口語化路名，我們必須謹慎以待。看不清課題的本質而采取不恰當的措施，恐怕會對歷史古跡的完整造成破壞。因此，倘若認為這些老路名值得安置到路牌上，就請以對待祖先遺產的謹慎態度來處理，倘若不是，就讓它們繼續在口頭承傳中保留原生態吧！
（2009年11月7日完稿）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光明日報-好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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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喬治市古跡區多語路牌的中文用字繁簡之爭，經過近一個月的討論與投票之後，繁體字以超過八成的絕對優勢勝出。當局隨後接納民意，為爭議做下了結論。
喬治市古跡區路牌的繁簡之爭，始於當局安置第三批多語路牌之時，將原先的繁體字替換成簡體，引發民間團體與市民的強烈反彈。按當局的解釋，當初將路牌的中文棄繁就簡，主要的著眼點是文字。他們認為，簡體字既然是當前教育體制所通行的字形，新生代都是學簡化字出身的，對繁體字應有所隔閡才是。同時，簡體字也是中國崛起後多數中文人口所熟悉的字形，因此認定簡化字才能跟“國際”接軌。權衡國內外因素之後，當局決定采納語文工作者的意見，改用簡化字。繁簡路牌爭議爆發之後，主張簡化字的一方反复提出的觀點，大致不出這一思路。
另一方面，出於維護喬治市文化遺產城的完整性，主張繁體字的一方，主要是從古跡文化的角度來陳述主張。塵埃落定之後，如今回頭檢視雙方的論點，大致可說，這是一場各說各話，雙方幾乎沒有真正交集的社會議題論辯。
繁簡路牌的爭論，如從某一方的論述來看，似乎是漢字的繁簡體孰能代表和傳承文化的課題，然而，這是失焦的論爭——仿佛我們又回到20年前棄繁就簡前後的論辯了。無可否認，簡化字已在我國實施20年左右了，40歲以降的中文人口，都是在簡化字的教學下成長的。主張繁體路牌的一方，其實並沒有挑戰教育政策的意圖。究其實，議題的焦點是已然開埠了223年，並在去年被聯合國鑒定為文化遺產城的喬治市古跡。所謂文化傳承的論點，說的並非漢字的文化傳承功能，以及繁簡體漢字究竟孰能更有效地承載文化的問題，而是哪種字形的路牌才能與喬治市的古跡文化有機地結合，展現老城的歷史風情。
因此，雙方討論的中心，應該是喬治市古跡文化的完整性問題，而不是漢字應用的字形選擇——關於後者，有關當局早在20年前就做出決定了，堅持繁體的一方，尤其也不是借路牌來挑戰語文政策。
說到底，這是喬治市的古跡文化議題，而不是漢字文化的問題。真正了解議題重心的應該知道，我們是在討論我們的城，討論如何維護喬治市古跡文化的完整性，以及既然要在路牌上顯示中文，那麼，究竟哪種字形能與古跡區的老建築和舊牌匾結合得更好。漢字字形的世界趨勢，並不在議題裏的。
再者，就算扯上旅遊開發，那麼，我們該關心的，也是我們的城要向外人展現如何的一種風情，而不是假定外來遊客喜歡看哪種字形的路牌。這種主客易位的假設，完全是沒必要的！
喬治市古跡文化的整體性協調，應該是這一場爭論的中心議題；偏離這一點，就模糊焦點了。
課題浮現並見諸報端之前，我就在被要求表達意見時指出，繁簡體字形的路牌，其實各有它們得以成立的依據：前者與城市的古跡遺產相呼應，後者則契合當前的語文政策，取繁或就簡，端看我們要從哪個角度來抉擇。當時我也強調，既然將課題拋給市民來討論，那就不是哪個專家學者說了算，最好的方式是民意表決，以多數市民的意見為依歸。尋求民意的最佳方式，當然是辦一場市民公投，但專為路牌的中文字形辦公投，未免小題大作了，所耗的人力與財力，也與議題的重要性不相稱。後來由執政當局落實的網路投票和民間組織執行的市民投票——前者的反映顯然熱烈得多，最終結果明顯傾向繁體。
我對投票結果的解讀是：絕大多數參與表達意見的人，都選擇站在古跡文化（而不是語文）的角度來權衡，也理解這一課題的核心所在，因此作出了裁決。
網民以年輕人居多，如按簡體一方所預期的，簡化字教育下的年輕人，應該都支持簡體才是，結果恰恰相反。我想，他們或許忘了，聽港臺流行曲看港臺娛樂頻道和閱讀港臺作家暢銷書的多數年輕人，他們與繁體中文的關係，並非如語文工作者所假定的那般陌生。
關於喬治市中文路牌的繁簡體之爭，當局後來推出民意表決的息爭模式，最後也接納了投票結果。當然，有關的投票在細節上不無瑕疵，但那是會議桌上僵持不下的雙方所議決的解決方案，其結果應該被接受；當局按投票結果來調整政策，也展現了尊重民意的開明作風。自我國獨立以來，這尤其是地方政府將政策征詢民意的頭一遭，雖說不上是重大議題，卻具有一定的意義。
因此，喬治市路牌的繁簡體之爭，也在無意間寫下了一頁歷史。
（2009年11月1日完稿）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星洲日報，言路版）
相關鏈接：
星洲日報——杜忠全‧喬治市路牌的繁簡之爭‧――焦點與意義
網投官網——曹觀友：喬治市古蹟區的中文路牌保留為繁體字
http://www.heritageroadsign.com/
中國報——古跡區路牌．2管道調查繁體簡體由人民決定
槟中文路牌投票出炉 82％网民要繁体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09/10/27/4.html
光明日報——民調獲82%支持‧檳中文路牌換繁體
[ 點閱次數：11486 ]
華社研究中心人文沙龍系列第27場——
日期：2009年8月27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八點正
地點：隆雪華堂華社研究中心三樓講堂
性質：免費入場
主講：陳亞才、杜忠全
主持：張集強
主題：官方論述與民間視角的城巿街名系統—吉隆坡vs檳城喬治巿
子題：（一）雪隆地區華人路名及事跡（陳亞才）
（二）老記憶·活古跡——檳城喬治巿路名的故事（杜忠全）
陳亞才
國立臺灣大學历史系畢業，現任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執行長，著有《有所不為,有所為》、《從苦力到百萬富翁:陳振永1873-1947》、《留根與遺恨:文化古跡與華人義山》、《與葉亞來相遇吉隆坡》等。
子題：雪隆地區華人路名及事跡
内容：通過對雪隆地區華人路名，呈現相關人物的事跡，串聯社會發展的脈絡。同時也將引用一些例子，說明路名及其爭議背後所反映的社會現象。
杜忠全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現為馬大中文系博士生，獲第八屆花蹤文學獎散文推薦獎，著有《青年•人間•佛教》(2006)、《老檳城·老生活》(2008)、《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2009)、《老檳城路誌銘：路名的故事》(2009)。
子題：老記憶·活古跡——檳城喬治市路名的故事
内容：喬治市的數十條街道，過去一二百年來，華人社會一直沿用另一套官方路名系統以外的口頭路名。這華人的口頭路名涵蓋老城區的所有街道，甚至比官方命名系統更細致。這民間視角的中文路名，無意間留下一道历史窗口，讓後人借之窺探過往的生活形態……
詢問：03-2273 4035
備注：座位有限，請早入席
[ 點閱次數：10145 ]
（1）
2008年的《南洋文藝》，首先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版面的小擴充，二是新欄目“文學Q&A”的推出。
自編輯在年初公告版面擴充之後，這一年來大致能維持三小版的局面，讓關心馬華文藝者甚感寬慰。過去數十年來，馬華文學的發展都與報章文藝緊密關聯，目前的文藝版雖未及過去的兩大版，但在晚近本地報章的文藝園地趨向“縮水”的情況下，編輯極力維護與經營此一文藝園地的用心，首先應予肯定。
其次，則是文藝封面版不定期推出的“文學Q&A”。此新欄目既包括馬華作者的答編者問，也穿插國外的轉載文字。前者是編者從事文藝編輯以來長期接觸作者，對一些作者的寫作風格或關懷點之延續或轉變多所留意，因而配合作品的發表來擬題發問，俾作者在作品以外直抒胸臆。一年來陸續登場的，有邢詒旺談情詩及其“效用”、鄭秋霞針對寫作與舞臺的答編者問、陳志鴻談旅遊書寫、辛金順談孤獨與寂寞是否有助於詩、黃遠雄針對社會亂象與文學之關系抒發觀感、截至去年為止接連13個年頭為《南洋文藝》撰寫年度回顧的張光達總結其觀察與期許、“急診人”廖宏強談他在醫務與寫作之間的時間分配及文字風格的轉變、陳強華談寫作與療傷、李宗舜與他在生活繁忙間隙裏的詩情等。透過編作者的互動，寫作人藏在作品背後的思索與見地，也就有一直接抒陳的管道。此外，轉載文字則包括國外名家或跨出國門綻放光芒的馬華寫作人，其中包括高行健、余光中、李永平、駱以軍、《狼圖騰》的作者薑戎、移民美國後以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哈金、Mohsin Hamid、以《追風箏的小孩》蜚聲國際文壇的巴基斯坦籍小說家Khaled Hosseini等等，這等於在馬華文藝園地打開一道對外視窗，讓人窺見外面的無垠天地；此一部分只要不過量以致擠壓馬華作者珍貴的發表園地，仍是深具意義的。
（2）
除了被動地刊載作者寄投的作品之外，本年度的《南洋文藝》，編者的主動規劃仍舊占了相當的比重。首先要注意的，當然是年度文人特輯。
今年（2008）的年度文人是馬漢。作品累積量頗大的馬漢，其正職原是教師，但自言“以當作家作為終生志願”，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無論是身在教育崗位或離休下崗以來，馬漢都不曾停止寫作。早年以小說和雜文為主要的創作方向的馬漢，80年代以來更側重於實踐與推動兒童文學的創作，其本身成果累累，受其鼓勵和提攜而投入耕耘的後進，據知也不少。按此，說馬漢是當代馬華兒童文學的推手應不為過。
半個世紀以來創作不輟的馬漢，是老生代作者熟知的老朋友，也是中生代後生代的馬華寫作人絕不陌生的前輩：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好少年》到90年代以降的《青苗》、《小作家》等學生刊物，馬漢一直都參與策劃乃至編輯撰稿，尤其他身在其中指點文字江山，坐鎮平臺評點兼指導寫作幼苗的角色，往往在後輩寫作人腦海深深烙下其鮮明形象。馬漢獲選為年度文人，應該讓同輩寫作人感到欣慰，或許也讓不少的文壇後輩憶起當年爬方格筆耕的文字前塵。（然而，許育華在逾半年後發表的《閱讀，未竟的事業——記〈小作家〉停刊》一文，卻是讓人深為感歎的。）
年度文人之外，今年除了照例有詩人節特輯外，也推出了“元宵情詩特輯”。後者是配合所謂的中華情人節而應景征詩，前者則接續去年的“以詩抗戰”，讓詩人向天災人禍所引發之心靈悸動貼近，讓詩心在人間的苦難中历練與升華。因中國汶川地震和緬甸風災而策劃的“向災場獻詩”特輯反應熱烈，前後蔓延了4期有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者除了征求相關主題的詩作之外，也邀約詩家各陳詩觀；如再加上“文學Q&A”，那麼，本年度的文藝版大概是最讓詩人作家“掏心掏肺”的，一旦“接招”，就得站到作品的前頭直接表白了——專事研究馬華文學的學者該會歡迎這些作者的自我剖白。
（3）
因八十詩翁余光中來馬一事別具意義，有關的應景特輯乃邀約兩位在臺而與詩人深有淵源的馬華學人，來各自為文評述 余光中其人其詩兼及馬臺的文學淵源。此外，更讓人感到歡欣的，恐怕還是“出土文人艾文詩特輯”以及“李宗舜詩輯”；重歸大山腳并潛伏近兩年的陳強華，在著手整理《爛泥詩選》的同時宣布行將重新出發，也是馬華詩壇今年的“利好消息”之一。
近三數年來，大山腳的前輩文友在擱筆多年後紛紛攜筆复出，在溫祥英、宋子衡、菊凡等人相繼歸隊之後，艾文則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了。今年終於再次出發的艾文詩興不絕且詩筆剛健，個人的詩作發表統計顯示，艾文是今年文藝版個人詩作發表率最高的詩人，幾達40首之多！至於李宗舜或黃昏星，早期的《蕉風》或《學報》讀者，肯定都不會忘記。但是，詩人自90年代中期以後曾有十年之久的完全停頓，此後也極少發表新作。《李宗舜詩輯》的9首新作，則是詩人近年來最大量的一次性發表了，誠屬可貴。
今年是詩的豐收年，呈現繁花盛放的景象，一年來，以詩為專輯或當期主文的次數達14次之多，而全年的發表統計，也以詩人的“出場率”最高，共有不少於40位詩家發表超過250首詩作，主要的有辛金順、邢詒旺、陳強華、木焱、何乃健、冼文光、無花、鐘可斯、柯世力、沙河等等，馬華的“在役詩人”，大致都羅致其中了。散文方面，則大致維持“一人一篇”的情況，在此最低基本數之上的，有以小說名家的陳志鴻以及黃琦旺、文戈、廖宏強、何乃健等人。近年偏好旅遊/心情出走的陳志鴻繼續耕耘旅遊散文、文戈繼續經營其“黑水鎮懷舊系列”、廖宏強書寫急診人較之他人而言相對失序的時間，而黃琦旺的三篇則文情濃密度最高。
小說方面，除了陳志鴻的短制和賀淑芳的得獎作品各一篇之外，其他則都是前輩作家，包括馬漢、溫祥英、菊凡、陳政欣、朵拉、蘇清強等合計8家11篇，不可謂豐收——年輕的小說家多休歇養兵了？溫祥英的《三遷》和《蜘蛛人》都是小說家近取生活來寫小說，熟識他的人，應該都能讀出小說背後的生活原型；陳政欣的《五指神廟的秘書》則以虛構與史實相間的方式來書寫大山腳地方發展史的一個側面，細心的讀者，往往能將之“還原”——雖然小說家不一定願意讓讀者這麼做！
較之短篇或極短篇小說，極限篇還是收獲較豐的，雅波和勿勿是此中經營最力者。評論方面，除配合特輯的特約評論之外，丘苑妮剖析方路極短篇小說的一篇，應是最見學術深度的，而嚴文燦翻譯Samad Said的《從文學作品管窺華族社會生活》一文，則從非中文源流之文學工作者的角度，提出馬華文學所遺漏的一環重要交流，讀來發人深省。
（2008年12月13日完稿）
（2009年1月6日，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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