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戀島嶼

作為寫作人，如果說自始即只想埋首書寫，不曾有過出書的想頭，那絕對是言不由衷的。只是，寫作與發表是單純不過的，出書就遠為複雜。

今年的三本書裏頭，散文集《我的老檳城》（有人）是我幾年前大致積累一定的篇數後，當然就暗自思襯要把它們給湊合成冊。想把這一批文字結集起來，因那裏頭有的是自己跟城與土地的深刻記憶。只是，想歸想，卻不曾付諸行動。2008年伊始，旅臺的詩人學者陳大為為推介《馬華散文史讀本》而抵檳，談話中提到馬華地志散文，說“這些作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相關的作品都沒有結集出書”，說完引起哄堂大笑！好吧，就為了這麼一句話，我開始認真思索出書之可能。

《我的老檳城》是純文藝的檳城文字。申請出版基金但不得要領之後，這書還是要出的；直到進入編輯程序前夕，才經由劍飛的引介而獲得不在料想之中的撥款贊助。在兜兜轉轉繞大圈之後，“我的老檳城”似乎以另一種模式來與自己切身的生活記憶接上榫頭了。

《島城的那些事兒》（法雨）不盡是寫島城的，但都是前些年在島城的時間輪轉裏“逼稿成篇”累積而下的。寫的當兒似乎多為著應付“功課”而填滿方塊，但專欄完結後，類似的寫作後來也中止了，於是覺得該做個結集：以後說不定不再作這樣的寫作，或再寫也應該是另一個階段了；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所見所思未必還那樣，那就重新檢閱與刪存，從一百多篇中選編八十餘篇，把無形的歲月化作有形的一冊書，以待存念吧。

說逼稿成篇，《老檳城·老童謠》（大將）尤其更從寫作發表到結集出書，都是。就新書交付印刷前夕的最後校閱而言，這書可說牽涉面最大，作者與編者交相煎熬且不說，身邊的朋友和學生都沒少受到牽連的——這都由書的自序來交待了。最後要提的是，一位之前不算挺熟識的朋友，聽聞此書出版在即，便滿懷熱誠地透過面子書來自動請纓，我們遂而相約島城，趕在最後的分秒來為這一份民間記憶的整理共同付出必要的心力。這一切的一切，其實都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作為島城的後輩，我們的生活與情感，在在都凝集在這島這城這土地了。

今年排定的三本新書，原計劃是去年初年中年終各一本的，但因年初以來諸事纏身，最後在10月份之後才得以全速啟動，導致三書都集中在12月份出籠（按）。這之外，同步進行的，還有《老檳城路志銘》的改版重刷。之前有讀者反映，說這書的版面設計雖曰美觀，但在閱讀上頗成干擾。趁初版售罄，除了修正早前未及校出的錯處，也以全新的排版重新上市——連內文的圖都給替換，於是等於一本全新的書了。重版的《老檳城路志銘》連同新推出的《老檳城·老童謠》及早前的《老檳城·老生活》，並排而列便成了套裝的“老檳城三書”：緘默但豐富的老路名、有韻有節的方言童謠以及時代過來人口述的生活記憶，為咱檳城的民間生活留下不同側面的文字印記。

因為是文字檳城，所以總有朋友來關懷。近日籌備新書出版的緣由，而聽一個朋友說，他毅然放棄了自己在國外的事業，只為著一份濃得化不開的土地情感，尤其等不及要為自己的家鄉做一點文化工作。我想，因為這土地上總有許多這樣的人，所以總是有希望的，也還值得繼續書寫。

我的文字檳城，寫的是過去和現在，但該還有不應缺席的未來。因此，去年的三本新書和“老檳城三書”之後，2011年7月吧，對喬治市來說，這是個別具意義的月份，因此值得再為她奉上一份禮物，依然是文字檳城的……

（28/12/2010完稿）

（按：因出版前夕複雜的校閱過程，此書延至今年3月才付印。）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南洋商報，讀書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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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年的《南洋文藝》，首先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版面的小擴充，二是新欄目“文學Q&A”的推出。

自編輯在年初公告版面擴充之後，這一年來大致能維持三小版的局面，讓關心馬華文藝者甚感寬慰。過去數十年來，馬華文學的發展都與報章文藝緊密關聯，目前的文藝版雖未及過去的兩大版，但在晚近本地報章的文藝園地趨向“縮水”的情況下，編輯極力維護與經營此一文藝園地的用心，首先應予肯定。

其次，則是文藝封面版不定期推出的“文學Q&A”。此新欄目既包括馬華作者的答編者問，也穿插國外的轉載文字。前者是編者從事文藝編輯以來長期接觸作者，對一些作者的寫作風格或關懷點之延續或轉變多所留意，因而配合作品的發表來擬題發問，俾作者在作品以外直抒胸臆。一年來陸續登場的，有邢詒旺談情詩及其“效用”、鄭秋霞針對寫作與舞臺的答編者問、陳志鴻談旅遊書寫、辛金順談孤獨與寂寞是否有助於詩、黃遠雄針對社會亂象與文學之關系抒發觀感、截至去年為止接連13個年頭為《南洋文藝》撰寫年度回顧的張光達總結其觀察與期許、“急診人”廖宏強談他在醫務與寫作之間的時間分配及文字風格的轉變、陳強華談寫作與療傷、李宗舜與他在生活繁忙間隙裏的詩情等。透過編作者的互動，寫作人藏在作品背後的思索與見地，也就有一直接抒陳的管道。此外，轉載文字則包括國外名家或跨出國門綻放光芒的馬華寫作人，其中包括高行健、余光中、李永平、駱以軍、《狼圖騰》的作者薑戎、移民美國後以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哈金、Mohsin Hamid、以《追風箏的小孩》蜚聲國際文壇的巴基斯坦籍小說家Khaled Hosseini等等，這等於在馬華文藝園地打開一道對外視窗，讓人窺見外面的無垠天地；此一部分只要不過量以致擠壓馬華作者珍貴的發表園地，仍是深具意義的。

（2）

除了被動地刊載作者寄投的作品之外，本年度的《南洋文藝》，編者的主動規劃仍舊占了相當的比重。首先要注意的，當然是年度文人特輯。

今年（2008）的年度文人是馬漢。作品累積量頗大的馬漢，其正職原是教師，但自言“以當作家作為終生志願”，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無論是身在教育崗位或離休下崗以來，馬漢都不曾停止寫作。早年以小說和雜文為主要的創作方向的馬漢，80年代以來更側重於實踐與推動兒童文學的創作，其本身成果累累，受其鼓勵和提攜而投入耕耘的後進，據知也不少。按此，說馬漢是當代馬華兒童文學的推手應不為過。

半個世紀以來創作不輟的馬漢，是老生代作者熟知的老朋友，也是中生代後生代的馬華寫作人絕不陌生的前輩：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好少年》到90年代以降的《青苗》、《小作家》等學生刊物，馬漢一直都參與策劃乃至編輯撰稿，尤其他身在其中指點文字江山，坐鎮平臺評點兼指導寫作幼苗的角色，往往在後輩寫作人腦海深深烙下其鮮明形象。馬漢獲選為年度文人，應該讓同輩寫作人感到欣慰，或許也讓不少的文壇後輩憶起當年爬方格筆耕的文字前塵。（然而，許育華在逾半年後發表的《閱讀，未竟的事業——記〈小作家〉停刊》一文，卻是讓人深為感歎的。）

年度文人之外，今年除了照例有詩人節特輯外，也推出了“元宵情詩特輯”。後者是配合所謂的中華情人節而應景征詩，前者則接續去年的“以詩抗戰”，讓詩人向天災人禍所引發之心靈悸動貼近，讓詩心在人間的苦難中历練與升華。因中國汶川地震和緬甸風災而策劃的“向災場獻詩”特輯反應熱烈，前後蔓延了4期有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者除了征求相關主題的詩作之外，也邀約詩家各陳詩觀；如再加上“文學Q&A”，那麼，本年度的文藝版大概是最讓詩人作家“掏心掏肺”的，一旦“接招”，就得站到作品的前頭直接表白了——專事研究馬華文學的學者該會歡迎這些作者的自我剖白。

（3）

因八十詩翁余光中來馬一事別具意義，有關的應景特輯乃邀約兩位在臺而與詩人深有淵源的馬華學人，來各自為文評述 余光中其人其詩兼及馬臺的文學淵源。此外，更讓人感到歡欣的，恐怕還是“出土文人艾文詩特輯”以及“李宗舜詩輯”；重歸大山腳并潛伏近兩年的陳強華，在著手整理《爛泥詩選》的同時宣布行將重新出發，也是馬華詩壇今年的“利好消息”之一。

近三數年來，大山腳的前輩文友在擱筆多年後紛紛攜筆复出，在溫祥英、宋子衡、菊凡等人相繼歸隊之後，艾文則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了。今年終於再次出發的艾文詩興不絕且詩筆剛健，個人的詩作發表統計顯示，艾文是今年文藝版個人詩作發表率最高的詩人，幾達40首之多！至於李宗舜或黃昏星，早期的《蕉風》或《學報》讀者，肯定都不會忘記。但是，詩人自90年代中期以後曾有十年之久的完全停頓，此後也極少發表新作。《李宗舜詩輯》的9首新作，則是詩人近年來最大量的一次性發表了，誠屬可貴。

今年是詩的豐收年，呈現繁花盛放的景象，一年來，以詩為專輯或當期主文的次數達14次之多，而全年的發表統計，也以詩人的“出場率”最高，共有不少於40位詩家發表超過250首詩作，主要的有辛金順、邢詒旺、陳強華、木焱、何乃健、冼文光、無花、鐘可斯、柯世力、沙河等等，馬華的“在役詩人”，大致都羅致其中了。散文方面，則大致維持“一人一篇”的情況，在此最低基本數之上的，有以小說名家的陳志鴻以及黃琦旺、文戈、廖宏強、何乃健等人。近年偏好旅遊/心情出走的陳志鴻繼續耕耘旅遊散文、文戈繼續經營其“黑水鎮懷舊系列”、廖宏強書寫急診人較之他人而言相對失序的時間，而黃琦旺的三篇則文情濃密度最高。

小說方面，除了陳志鴻的短制和賀淑芳的得獎作品各一篇之外，其他則都是前輩作家，包括馬漢、溫祥英、菊凡、陳政欣、朵拉、蘇清強等合計8家11篇，不可謂豐收——年輕的小說家多休歇養兵了？溫祥英的《三遷》和《蜘蛛人》都是小說家近取生活來寫小說，熟識他的人，應該都能讀出小說背後的生活原型；陳政欣的《五指神廟的秘書》則以虛構與史實相間的方式來書寫大山腳地方發展史的一個側面，細心的讀者，往往能將之“還原”——雖然小說家不一定願意讓讀者這麼做！

較之短篇或極短篇小說，極限篇還是收獲較豐的，雅波和勿勿是此中經營最力者。評論方面，除配合特輯的特約評論之外，丘苑妮剖析方路極短篇小說的一篇，應是最見學術深度的，而嚴文燦翻譯Samad Said的《從文學作品管窺華族社會生活》一文，則從非中文源流之文學工作者的角度，提出馬華文學所遺漏的一環重要交流，讀來發人深省。

（2008年12月13日完稿）

（2009年1月6日，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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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午後，我約見了身兼寫作人與大學中文系學術人員雙重身份的潘碧華。提到自己如何在工作上把這兩重身份交互結合之時，她說：“對我來說，如果有什麼值得談的，應該就是我們的校園文學創作吧。”

因為自己長期投入寫作，在面對教學任務時，也就很自然地嘗試將兩者給結合一起：

“最初是在1996年，那時我和彥莊分別承擔了‘各體文’課。這大一的必修課原先是教古文選讀的，我們接手之後覺得，古文選有其他課來替代，卻獨缺現代文體的寫作教學，而中文系還是需要為學生提供這方面的訓練的，於是嘗試作出改變：我的部份教散文與新詩，彥莊則教小說與微型小說寫作……”

這樣的轉變大致很受歡迎──雖然少部份對寫作提不起興趣的學生難免不樂意，因作業負擔明顯加重了。但是，這樣的教學進行了一年後，便有具體的成果了：

“教學的同時，我們也鼓勵學生往外投稿和參加文學 獎，第二年，我們更將學生的作品結集出版。最初是散文和微型小說各出了一冊，之後的幾個年頭，這樣的出版工作一直都繼續著，以致後來有學生表明，他們其實 是在中學時期讀了這一系列的書，才觸發對中文系的嚮往的。”一邊說著，碧華一邊也指著茶几上的書，說：“喏，就是這些了，噢，我還帶得不齊全呢……”

第一階段的寫作教學，後來隨著彥莊與碧華的先後出國而暫停，那之後才入讀的學生，也就只能聽學長們說當年了。最近的這一兩年，原先在系裡推動寫作教學的兩位年輕講師先後回到崗位了，於是才蓄勢待發：

“回來之後，首先我著手辦了些活動，透過文藝活動 來推動寫作。在重新將寫作納入中文系課程之前，我先在網路上註冊了網站，讓學生在網頁上張貼作品──對象最初是我們馬大中文系的在籍生，但其實也開放給外 校生，只要他們在線上註冊成為會員就行了，比如最近就加入了一批博大生……”

“哦，那是林春美的散文班的？”我隨口問說。

“對呀，”碧華繼續說：“然後我們依作品張貼的數量，大約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一次，不定期舉行公開會審……”

“公開……會審呀？！”

“是公開會審沒錯。”碧華望著我再次強調了，才繼 續又往下說：“我是想，一般的徵文賽或文學獎，往往總是閉門評審了再發表評審紀錄，但這些都已經過轉寫與刪節了；安排公開會審，所有的參賽者都能親臨現 場，聽到評委對自己的作品發表意見，同時也能現場交流，那樣會更好玩一些，學生的反應也說不錯的呢！”

更好玩一些？是的，前不久我聽不復寫詩的詩人兼知食份子說，他應邀出席了一場“很好玩的公開評審活動”，原來這幕後的推手就是碧華了：

“但是，有時心裡難免有掙扎。”最後，碧華這麼 說：“因為辦羅活動涉及許多瑣碎的雜務，就說幫學生出書吧，學生一屆屆地流動，我們每每要從頭教起，更甚的是，有時書出版了後學生隨之畢業，我們還得接手 做賣書的工作，這些都很耗時間和精神，對自己的寫作無疑是一種干擾！但就文藝紮根的層面而言，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所以還是一邊掙扎一邊做就是了，哈 哈！”

（2007年5月20日，南洋-書卷餘情專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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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豆油燈》

《豆油燈》（1995）的仿真品張掛到畫廊入口的當眼處了，推門進去的時候，畫框裡那偎靠在豆油燈跟前的單眼皮女娃兒，她一雙蘊藏著深切渴望的眼神巴巴地望著畫外的人，教人無處閃避，可也無法把腳步移開的。那振攝心魄的渴望，後來總是讓我一而再地回到畫框的前方了駐步張望，更還在跟畫家的後續接觸裡，一再地探問著《豆油燈》的背後故事……

畫家說，這是她以中國孩子為主題來創作的其中一幅油畫作品。

畫家趙蘅的祖籍為浙江溫州，但她身在知識份子家庭的成長背景──父母皆為高等學府的文學教授，以及她在16歲以後都留在北方中國度過時代風雲的生命歷程，讓她對自己的南方鄉音，反倒顯得陌生了許多。這油畫作品《豆油燈》，是她1995年在河北的屈家莊採樣創作的。屈家莊，那是她在文革時期下鄉的地方，而為了參加1995年在北京舉行之世界婦女大會的一項主題畫展，她選擇重返屈家莊採風。小娜──趙蘅都這樣叫她的──是她在鄉區小學裡挑出的幾個模特兒之一，雖不是容貌最出眾的，但她眼神裡投射而出的一股強烈渴望，當即就觸動了畫家，讓趙蘅心裡有了作畫的衝動：

“但我告訴你，”坐在檳城北海岸的海濱露天餐飲中心，趙蘅對我說：“後來這一幅畫並沒有入選全國展，估計是由於畫中人並非那種教人一看就討喜的美人娃吧，但在同一年舉行的省級美展中，它卻被選為主畫，展出之後，也很快就找到買主了……”

之二：趙蘅

趙蘅的《豆油燈》，這其實不光是一幅平面的油彩畫作，後來它在畫框外的現實生活裡延伸的後續故事是：作品完成之後的第四個年頭，在畫家的多番邀約之下，畫中人終於趁學校假期啟程赴京了。到北京時已經又長了四歲的小娜，那時還是頭一次見到畫框裡頭的自己，也是她生平第一次離開農村到北京見識大都會。此外，更重要的還是，這第一次進京的機緣，改變了她往後的人生：

“幾天的相處之後，我大致了解了她家裡頭的困境，但同時也感受到她對學習的熱忱，便在送她回鄉時塞一筆錢給她，讓她暫且應付開學的開支。”趙蘅接著告訴我說，其實她當時並沒有作出承諾，說自己從今往後將要對她作長期性的資助，但後來這一樁事就一直持續著，直到少女小娜在2006年參加高考為止，畫家與畫中人的畫外情誼，就這樣長期維繫著。
畫家趙蘅只是個工薪階級，經濟並不寬裕，尤其她自己也有孩子上學的負擔。但是，在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之下，她長期維護著小娜的願望──相對於此，小娜的妹妹早就輟學了，而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都沒有落實國民義務教育的政策，讓廣大的農村都普遍存在著學童中途輟學的問題。因為作畫的巧妙因緣，畫家後來長時期承擔起畫中人的現實願望。但是，這麼多年以來，趙蘅也不是沒遇到困難的：

“有一次就快臨到開學了，小娜也在來信裡提了這件事，但我那時實在是拿不出學費來給她，正巧冰心文學獎公佈，我幸運得了獎，當下就把發下來的整筆獎金幾乎都給了她……”

當年雖只入選省展，但時間可以證明，《豆油燈》是一幅成功的畫作，更動人的尤其是，這藏在畫布背後的故事，多年來一直都在畫框外延續著。然而，要是小娜在高考之後考上了大學，趙蘅可就為難了：已然60歲，前些年從農業電影廠退休了後，她在家裡奮力用畫筆來“追討”那被剝奪而去的十年創作年華，畫家說，此後她恐怕再也無力承擔她上大學的龐大開銷了。眼下的情況既如此，但小娜的學習熱忱卻是那麼的高，這，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我們那一席夜宵聊談的最後，海風漸漸轉強，檳島對岸的“過港”，一長列的燈火紛紛都浮映在海面上閃爍不定的，畫家時而望向遙遙對岸，或許正想到遙遠的北方那還在等候成績放榜的小娜，當時她心裡也還沒個底的呢……

之三：小娜

畫家來檳又返京之後，幾個月的時間一晃眼溜過去，然後就輪到我到她的北京城轉悠了：“喏，你看那些紅牆，”畫家開著車子路過紫禁城北邊的時候，她告訴我說：“這就是我最近這一段時間正在畫的，嗯，北京的紅牆系列……”

老北京城到處都都見得到紅牆的，但畫家自江南來到北京上學，後來也讓生活在這城裡生了根之後，許許多多老事物，都逐漸被時間悄然撤換而去了，就是這些緘默的紅牆，它們即使都還在，往往也被週遭的環境映襯出落寞孤立的無助神情了；畫家提起了畫筆，想要將它們跟自己藏在心裡頭的，那些往昔的溫馨與美好感覺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畫家目前的創作主題之一了。路過紅牆跟前時，我們聊著畫家眼下正在進行的紅牆系列，但我們也沒忘記那多年以前已經結束的中國小孩系列，尤其那個尚未畫下句號的《豆油燈》故事：

“小娜呀，”把早些時候懸在檳城海堤邊的故事接回去，畫家說：“她早幾天就已經到北京準備開學了，但現在是大學的迎新週，不然的話，我就讓她過來跟你見個面了！”

螢螢豆油燈跟前的女娃兒小娜，現在已經被收藏到比利時的某個角落了，而畫框外的小娜，後來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了大學，並且透過學校的安排，擬以勤工儉讀的方式繼續追求與完成她的人生夢想：

“她能走到今天的這一步，讓我覺得特別的安慰。”北京的夏夜裡，我到城北的畫家住處兼個人畫室，然後我們無可避免地聊了些自己那二十來天的汗漫旅程，更當然要為未完成的故事找個結局，趙蘅於是說：“我想，對小娜上學的經濟支援這一件事來說，我所能做的都已經完成了，接著下來，就得要她自己去面對自己的人生，尋找自己所要的生活了……”

之四：豆油燈

豆油燈雖只散發出一丁點兒的光與熱，但它畢竟照亮了畫中人的人生道路，給了畫中人一份難得的希望。將畫框外的故事作個階段性的完結之後，對於自己當年畫下的《豆油燈》，趙蘅說，將來要是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她希望能把這一幅作品從比利時藏家的手裡買回來，讓中國孩子回到自己的國家，她尤其更寄以希望的是，這一片老土地能給予她的孩子更多的希望……

畫家簡歷――
趙蘅，1945年出生，11歲時隨父母旅居東德，19歲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後，長期從事動畫設計工作，1991年以油畫《太陽很足的晌午》成名。

（普門，第91期，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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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的道路上一路走來，龔萬輝在寫作與繪畫方面兩相愜意，也一直都享受著這兩種創作形式所帶來的諸多樂趣與榮耀──雖然榮耀的光芒分佈得不太均勻，截至目前為止，寫作方面的顯然多了一些。對於這些，他從前盡只一任自然，但來到30歲的門檻了，美術科班出身的阿半，難免就要引生一番疑慮了：

“我自覺自己正處在一種焦慮當中，”在宜家城約見的時候，阿半告訴說：“我最近不得不認真地斟酌，究竟我要讓自己當一個會寫作的畫家，還是應該成為會畫畫的作家……”

寫作的阿半為許多人所熟知，無論是文學獎項的頗多斬獲還是專欄寫作，也不管是平面媒體還是網路平台，都不難看到他的身影，更尤其自打去年有了個人的作品結集之後，阿半的作家身份，可說已經得到確認的了。非專業本行的寫作，他已然闖蕩岀一片廣闊的天地了，但自己專業本行的繪畫，倒反襯岀一種落差來了。

30歲以前，作畫或寫作，對他而言都只是創作的不同形式，而他都勝任自如；無論是寫作還是畫畫，他都起步得相當早。就繪畫方面，約莫在小學三四年級的光景，他就被母親送到繪畫班，開始有系統的學習了；中學時期，因課業較繁重了，校外的繪畫學習遂中止，但校內一直都不乏良師指導，所以直到高中畢業後赴隆報讀美專，乃至負笈台灣繼續深造為止，他一直都走在繪畫的道路上。至於寫作方面，自初中時期參加學校的創作研究社之後，文字創作的天空，也都任他優遊自在的：

“對我來說，相較於畫畫，寫作的過程是比較痛苦的，但因為沒有任何相關的專業背景，我在寫作上反倒沒有心理上的負擔，於是就放手任由自己去自由揮撒──就我而言，文字創作是屬於一種比較‘野’的，我享受它的無拘無束。”萬輝說：“但是，在繪畫上，一幅畫從起草到完成的整個過程，都能讓我很愉快地投入其中，但或許是經歷過一整套的系統訓練，是科班出身的緣故，我往往會有所顧忌，不敢太放縱自己去逾越規矩……”

這些年來在寫作上贏得了不少的榮耀，這當然不可說是無心插柳的。阿半坦承，既然主動參與文學獎的評比了，其中必然有著一定的用心，而他在這方面的際遇，也一直都很不錯。但是，30歲之後，他自覺必須為自己將來的創作人生作一番認真的思索了（嗯，那是年輕的本錢至此耗盡了嗎？阿半！）：

“我在想，如果我打算在寫作上繼續走下去的話，很現實的是，在本地，我們是沒辦法以寫作來養活自己的，必得靠一份正職來維持寫作──這樣的話，創作的時間也就所剩無幾，而我也就幾乎沒有時間來畫畫了！”關於作家或畫家的掙扎，阿半說：“反過來，如果我在繪畫上加緊努力的話，那也許我還有機會成為專職的創作人，然後再以賣畫所得來繼續長養寫作的‘副業’……”

正職的上班族，業餘的創作人，這是萬輝目前的生活。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爾外，他仍繼續其文字創作，也應邀約作插畫，乃至穿透在文字與圖像之間的繪本創作，近些年他也沒少涉足的。提起了繪本，這當然也算得一片創作的天地，而能寫會畫地手握兩桿筆的萬輝，可說具有充分的條件來闖蕩其中，但他卻告訴說，到目前為止，他並沒有打算要在這一方面投入太多的時間，尤其還覺得，目前是時候將繪本作個總結了。寫散文作小說畫插畫乃至創作繪本或應邀作封面設計，他一直都不乏機會的，但眼下他最在意的還是，自己無法分配多一些時間在純美術的創作上，以致沒能累計足夠的畫作：

“按目前的進度，我一年裡最多只能畫個兩三幅，”他無奈地說：“這樣的話，如果要開個展，就要等十年後才行了……”

在文字創作與繪畫之間擺蕩，雖然前者的成就與肯定給了他光環與滿足，但擺在眼前的現實環境是，他如若要讓自己有機會成為專職的創作人，那就似乎得把專注力轉移到繪畫上，在畫壇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子來：

“我一直都在創作的道路上，所以沒所謂改換跑道的，只是覺得，現在還是應該有所取捨，以便朝向自己的理想目標前進。”談話的最後，萬輝說：“而且，現在應該是我最沒有負擔的時候，所以我跟婉君約好分頭努力，各自闖蕩自己的天空，至於能不能成功，當然是很難說的。但我想，如果我現在都不給自己機會的話，到將來50歲了再回想起來，也許我們會很遺憾也說不定……”

（25-3-2007，書卷餘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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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沙河，那是住在檳島的大山腳人，這原是我跟詩人見面之前的印象，卻在面談之後得到了加強──我想，詩人應該不會介意我這麼說的吧？
先說檳島與大山腳跟沙河的關係吧。大山腳首先是詩人的出生地，他的青壯年歲月，以及他在文藝道上同行的一班文友，大多都盤桓在那裡的。至於檳島，那是他在事業上轉戰外州之後歸來卜居，過其退休年華的休歇所在。在這之前，唯一將他與島聯繫在一起的，是早期的學報文友會與因之派生的犀牛社，但這些都已是陳年往事了。
最初聯繫訪見時，我們說好在兩週內見面：第一週，沙河說他在奔忙著，大部份時間都不在島上，但沒說個去向；隔週再行敲定時間時，他連番在電話裡說，自己在過去的一週都往大山腳尋親訪友去了：“明天不跑了，你來吧！”他說。
“聽說沙河住到檳島了喔！”早前檳島文友的“江湖傳言”是這麼說的，但說話的人總是一副不很確定的表情；“哦，沙河現在就住在你們島上了！”後來跟大山腳的文藝圈有了接觸，才終於得到篤定的說法：知沙河者，其唯大山腳乎？那時我暗自揣想著……
“其實，打從1998年從吉蘭丹回來之後，我就一直住在檳島了。”坐在客廳裡，沙河對我說。
“喔，那麼，”我說：“算來都快十年了嘛！”
“是啊！”詩人笑著說：“但這麼多年來，你是第一個上門來訪的寫作人呢！”
“是嗎？”聞說詩人就這麼度過了十年島居，我覺得很訝異。
“最奇怪的是，”他繼續說：“住到檳島之後，就連一些大山腳的文友過海來訪，也都只把車子開到樓下，然後把我接到外面去喝茶聊天，似乎都沒上樓來的！”
聊著“檳島與大山腳”的話題時，沙河說，包括一起住在島上，卻同屬大山腳文友圈的小說家溫祥英，這近十年來，他們都只在大山腳的文友聚上才碰頭，一次也不曾在島上“私下約見”，只除了一次例外：
“那是受託領路去拜訪溫老，是我帶任務摸上他的家門了！”他笑說。
“哈，那我今天也算是帶任務上門的呢！”我也笑說：“那麼，從大山腳到這檳島十年居，你是怎麼看待或體會這種差異的呢？”
“大山腳的情況是，”沙河說：“我們文友之間的聯繫比較頻密。住在大山腳時，要是工作不忙或覺得無聊時，我都可以去敲哪個文友的門找人消磨；以前小黑也住在大山腳時，我就經常在午後上他家閑聊的……”
處身在這樣的圈子裡，身邊總有著一班志同道合的夥伴，寫作人自然不會有一種落單的感覺；跨海住到檳島之後，沙河告訴說，那是另一種不同的生活了。就自身的體驗來比較島城和大山腳的文人生活，他說：“或許是這樣吧，大山腳比較集中，大家住得不太遠，很容易聚在一起；檳島雖然不很大，但比較城市化，文友分佈面比較廣，你看是不是這樣的呢？”
各自孤立起來讀書與寫作，日常也鮮於聯繫與往來，這究竟算不算是檳島寫作人的特性，沙河強調，他無論如何是不敢輕率地下結論的。只是，如果要找文友聊天，他還是得驅車渡海，回到自己當年的老地頭，回到熟悉的老朋友群中。在島的這一頭，他依然是孤懸在島上的大山腳詩人，嗯，是這樣的嗎？

（書卷餘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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